Mahatma Sun

大国之路——闲谈大国崛起

引 子

公元前十一世纪中期，商王朝的元首帝辛为博取美人欢心，仿夏桀设酒池肉林还搞出了北里之舞、靡靡之音，并因此最终在周人的军队到来之前在鹿台自焚。而与此同时，哥伦布的祖先们正在阿尔塔米拉岩洞里画野牛，偶尔还抡着简陋的大棒子去狂扁他们的尼德安人表兄——
毫无疑问，农耕时代的中华帝国曾一度把现存于世的其他文明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中国的传统文化完全担当得起“深不可测”这个词，正是中华文化以及建立在它之上的超稳定的社会资源组织体系，成就了古代中国的富强，使我们的文明可以延续至今。而也同样是由于这一超稳定的体系，使得近代的中国曾一度积重难返，败了个一塌糊涂。
文化、社会体制对国势的推动作用与国势本事，这两者的关系可以用中学物理中加速度与速度的关系来加以类比，而这个“加速度”在中国何时由正变负，在这里笔者不敢妄言，这自有史学家去争论。但可以肯定的是，16世纪欧洲地理大发现往后——也就是在中国的明清时代，这个“加速度”应当已经是负数了。到17世纪时，阉祸、党争、内乱、外敌正大口得吞噬着大明王朝的国运；在同一时间段的欧洲，地理大发现已经在一百多年里初步造就了全球范围流动的物流经济模式，同时在这百余年里，资产阶级正在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以及英国作为“实验室”，展开一系列向现代化转型的试验——当然，其中也包括砍下查理一世的脑袋——试图为这个庞大的物质流动链创造一个与之匹配的同样复杂的社会组织模式。中国就这样懵懵懂懂、不知不觉的撞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至近代，不但“加速度”，连“速度”也开始变成负数，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中国一次比一次败的惨，到了1937年已经走到行将亡国灭种的地步——那时全世界恐怕也没几个人会想到，仅仅在16年之后的，这个贫弱的亚洲国家会把世界头号强国从鸭绿江一直哄到“三八线”，并最终迫使对方与自己在板门店平起平坐签订停战协定。
迄今为止，现代国际政治格局最大的一次“洗牌”发生在两次世界大战前后：在击败拿破仑之后，以英国为主导的殖民地体系经济已经在结构上趋于稳定——至19世纪中后期，地球上80％的土地被作为殖民地在既有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业已完成了分配，而德国、奥匈帝国恰在此时崛起，他们在经济体系或者说是前面提到的与物流相匹配的社会组织体系上并未有创新，仍是延续了英国的殖民地模式，这就注定这些新兴国家与旧有国际架构的正面碰撞是无法避免的，最终，这种冲突在1914年演变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就像教科书里所写的那样，最终，在1918年，德、奥、意对既有国际架构的那次挑战以失败告终——新兴国家的崛起往往要仰仗其对体系的创新而非追赶。但是，一战确实使旧的体系发生了“垮塌”，而当时欧洲列强并未从那场浩劫中汲取教训，1919年的巴黎和会在现在看来简直就是一场闹剧——中国捧着标有“战胜国”的空碗，再一次遭到列强的盘剥和羞辱。西欧国家对世界的看法对比上一世纪没有丝毫的进步，从那时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几乎注定要发生。
也正是在二战中，旧有的国际格局被彻底的击碎，随之终结的还有旧的国际经济模式——殖民地，在战后不长的时间里，随着世界各处尘埃落定，一个新的国际大格局被最终确立了起来。
从这个角度去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个国家的事实上的胜败不能仅仅去看它分属哪个阵营：德、意、日轴心国在战场上彻底失败了，他们的国家工业体系也遭到彻底的破坏，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战后受到了新的国际关系结构的约束，本土有战胜国驻军，而像德国，连国土也被一分为二，国家的政治、外交、国防、经济都受限制，说他们失败是很好理解的。而英、法两国，在战争中最终没有被德国所吞并，国家主权得到了基本的保障，但是在新的国际格局中，原来以欧洲为中心，围绕殖民地的利益分配体系被美国、苏联所各自主导的新的格局所取代，而无论是靠向美国的西欧国家还是靠向苏联的东欧国家，在新的格局中都仅仅是居于从属位置，过去由英、法所控制的中东、印支等地区全部成为了美、苏的势力范围，从这层考虑来说，说英、法是战胜国是比较勉强的，至少，没法把它们和美、苏这样的战胜国归在一类。
以此来推而广之，按道理说中国也绝不可能是“战胜国”，而且要比英、法两国更惨，可能还会面临1919年时的处境——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在经济、国防和国际政治上都倚赖于美国，以中国海关来说，“中国”二字不过是表示一个地理意义而已，实际控制权掌握在美国人手中——那时中国地区基本可以视作是的美国势力范围了；而东北地区当时则由苏军占领。德国战败后，最初苏联政府借故迟迟按兵不动，而在美国向日本投下原子弹，日军行将崩溃时，苏联政府又在与国民政府尚未最后敲定政治协议的情况下匆匆出兵东北，其中深意无需多言——出于苏联一贯的“环俄罗斯防御地带”的构想，以及对旅顺、大连不冻港的需求，中国东北地区甚至新疆地区都很有可能会被划入苏联的影响范围，中国的领土主权则可能面临像德国及朝鲜那样出现被人为割裂的困局，也就是说，在新的国际格局中，中国的地位和1937年之前相比不会有太多的改善，仅仅是解决了起码的民族生存问题。
然而最终的结果则出乎美、苏意料之外，中国共产党竟只依靠“小米加步枪”迅速地取得了全国政权，美苏既定的战略部属都因为一个新棋手的加入而被打乱。美国的影响力退出了中国大陆地区，之后新中国又从苏联手中接管了旅顺、大连等地的全部主权（后来苏联支持北朝鲜武力统一半岛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胜则可以借此在朝鲜半岛重新获得新得不冻港口，败则有借口恢复在东北的军事存在），进而解放了西藏和新疆地区——中国大陆地区至此完全成为了中国人自己的“势力范围”（由此而论，我的理解是：正是解放战争，真正确立了中国在二战后新格局中的战胜国地位。8年抗战加3年解放战争，中国的胜利果实不是战争期间赢得了多少财富——相反，十几年的战争极大的破坏了国民经济的基础，付出了以千万记的生命。中国最大的胜利在于赢得了完全的独立自主，这就为日后的发展搭建了一个最大化的活动空间）。我们的话题，便由此开始。

中美棋局

至今，美国仍然还居于这个世界的霸主地位，相应的，就对外关系而言，中、美关系始终对中国外部环境起到一个主导性的作用，而当我们可以对这一关系进行比较清晰的描述的时候，中国政治、经济生活中与外部环境有关联的大部分问题就都可以疏理出一个清晰的脉络。可以说，认清中、美关系对明确中国对外战略起着“提纲携领”性的作用——纲举而目张。再进一步的说，现在美、中两国GDP在世界上分别居于第一、第二位，二者相加约占世界总量的35％，而两国政府又都有足够的行动力把手头的资源最大限度的转化为对现实的影响力，因此，同样可以认为，中、美关系对世界同样起着“提纲携领”性的影响。
无论对中国还是美国而言，在对国家走向的影响力方面，均是内政重于外交，其内部的政治、经济走向对其国家行为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在大部分时间里，经济又是这其中最原始的驱动力。因此，这里我们首先要作的是，对两国近一段时期的经济发展进行一个简单的回顾。

美国：金融霸权与双赤字经济

金融产品的价值依附于信用而不是伸手可触的实物之上。与农耕时代不同，现代人可以在这一体系下从银行贷款创业及维持运营，并且现在已经有了一套成熟的规则，所需自有资金并不用太多就可以滚动起来做出很大的生意。而古人要做这样的事很不容易，没有银行，做大生意先得设法积累很大的本钱才可以。形象地说，现代金融体系就是为经济事务装上了轮子，而在其之前，经济的发展则像是直接在地面上拖动一件东西。而将其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来说，一国对金融体系的运作可以成倍的放大或缩小他对实物资源的掌控能力——从现代经济的角度说，一个国家的霸主地位的确立，主要取决于他的市场容量和他所掌握的金融资源，而后者的核心则在于对国际贸易中铸币权的掌握。
有这么一种说法：英国最初是靠殖民立国的，而美国则是考爱迪生、莱特兄弟这样的发明家立国的。然而，需要我们注意的是：美国制造业超越英国是在20世纪初期，而此时距离他取代英国霸主地位尚有约40年左右的时间，当时的英国金融网络遍布世界，借助英镑，英国正掌握着国际贸易中的定价权——无论他是处于卖方还是买方，以此轻松享受着世界各地的产品。
在一战期间，凭借强大的制造业，欧洲各国的黄金通过贸易顺差迅速的向美国聚集，而黄金起码在当时还是一国金融体系的信用支点。至一战之后——确切的说是1924年至1928年之间，由于战争严重的透支了国力，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手中剩余的黄金已无力再继续之前的金币本位制度，为防止黄金流失，黄金在贸易中的流通事实上已经被禁止，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等欧洲国家转而实行金块本位制度，以黄金储备为信用保障，在流通中以纸币取代金币；而在战后经济实力更为贫弱的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等30余个国家则开始实行金汇兑本位制，在国内流通中同样以纸币取代金属货币，以金本位制国家为依附对象，将本国货币与该国货币保持固定比价以此作为信用保障，并在该国金融中心储备黄金及外汇，作为外汇基金用于国际支付。
无论是金块本位制还是金汇兑本位制，在当时都是一种“残缺不全”的货币制度：黄金退出流通领域，使得它无法再起到自发调节货币流通的作用，对此市场在那时很难适应。而这两种货币制度都限定了纸币兑换黄金的最低数额，或是需要先兑换外币方可间接兑换黄金，这进一步的削弱了货币的稳定性，而金汇兑制国家将本国货币依附于美元、英镑或是法国法郎之上，这就使得发生在几个金本位制国家的任何一点危机都会迅速的扩散开来。换句话说，当时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列强对金融体系的掌控能力下降了，而当时美国仍然在流通领域使用金币，至此，美欧之间在金融力量上出现了第一轮此消彼涨，并且最终这一消涨通过巴黎和会在国际政治上得以体现。
欧洲金融力量的下降很快反映到了实物经济上，正是由于金块本位制度与金汇兑本位制两种货币制度的不稳定，在1929年经济危机袭来之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货币体系很快便完全崩溃：1929年10月，纽约证交所发生危机，由于股价暴跌，导致原材料价格暴跌，以出口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为主的南美国家及澳大利亚等国遭受重创，最终不得不宣布放弃金本位制；31年初，金融危机使奥地利信用银行倒闭，进而影响到德国，至31年7月，德、奥两国的金融危机波及至英国，由法国带头各国纷纷向英国兑换黄金，至9月英国被迫放弃金块本位制，依附于英镑的各国也被迫相继放弃了金汇兑本位制。33年3月起，美国在罗斯福总统的“百日新政”下，通过政府的强力干预，以大量的货币供给和投放来“创造”有效需求，开始走出阴影，至1939年彻底摆脱了经济危机；差不多在同一时期，除了纳粹党集权下的德国之外，从肌肉到大脑都已僵化的西欧各国都仍还处于一片萧瑟之中——而这，则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人类史上的超级浩劫的爆发提供了最为基础的背景以及理由。而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从金融角度说则意味者欧美之间力量的又一次“此消彼涨”，最后质变的标志性产物，就是战后由美国人主导的新的国际货币体系——至于“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建立及其所意味着什么，在《再续大国之略》中已经提过，这里就不再加赘述。
从金融霸权的角度看，两次世界大战，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一个铸币权从英国逐步向美国转移的过程，至“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美国完全接手了国际贸易的铸币权，美元成为各国主要储备资产，这则最终成就了战后美国在资本主义阵营中政治、经济、军事的核心地位。而隐患也随之埋下——美元具有了国际货币和国内货币的双重身份，而且在国际上不受任何约束，从资本主义的逐利性上讲这个地位最终不被滥用是不可能；其次各国货币都钉住美元，保持固定比价，美国金融出现的任何问题都会迅速波及到其它各国；此外，在1943年至1944年美英两国关于战后货币体系的谈判中，为了尽早终结英国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地位，美方对各国货币对美元的汇率的浮动汇率作了极为严格的限制，以次来放大英国在金融上的不利因素，这一点在日后使各国无法通过汇率调整来调节国际收支，这就降低了这些国家抵御金融风险的冗余度。
而上世纪60－70年代的越南战争则使得上述缺陷最终演化成了实实在在的危机：为了“限制共产主义的扩张”，自1950起美国就开始插手中南半岛事务，1950年至1954年的越法战争中，美国负担了法军战争开支的3/4，共计25亿美元，法军战败之后，1954年9月美国又与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七国签署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将南越、老挝与柬埔寨纳入到条约保护国。同时，美国自1950年起便开始扶持南越的吴庭艳，1955年之后先是通过南越政权打所谓的代理人战争，1961年5月后美军开始小范围的直接介入到对北越的军事行动中，1964年8月，美国借口“北部湾事件”开始对北越进行轰炸美军开始大规模介入越南战争……
有些时候，当我们为了一件事情逐次投入越来越大的成本而又不见收益时，一些人很可能就会非理性的继续追加投入，因为他们认为只要再坚持一下一切就会向有利于己的方向去发展，而此时他们往往会互视“性价比”的问题。美国政府在越南战争中或许正是基于如此的一种心理状态，美军在越南投入的兵力在1969年曾一度高达54万，外加其他仆从国7万余人，其陆军力量的70％，战术空军的60％，海军的40％都被部署到了这块弹丸之地。战争期间各项开支共计3500亿美元，人员伤亡30余万。
如前文所述，美元具有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殊地位，各国都必须储备美元，美国凭借这一条可以在国际贸易中单纯依靠印制平均成本4.7美分一张的美元来获取实物贸易之外的额外利益，而一旦这一行为超过一定限度，那么就意味美国的国家信用被过度透支，其结果便是金融危机——早在1960年，由于之前朝鲜战争中美国超额印制美元，使得西欧各国手中的美元从“不足”变成了“泛滥”，削弱了人们对美元的信心，最终在10月份，中东原油价格暴涨引爆了美元信用危机使之演变成了伦敦交易所中抛售美元抢购黄金的狂潮，直至1962年，美国通过联合英、法、意、荷、比、日、西德与瑞士（美元是美国的，但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美元的问题是所有国家的问题）建立“黄金总库”才初步恢复了美元的信心。而为了应对在东南亚的庞大开支，美国又一再的超额发行美元，而这一次要比1960年严重的多，当时美国短期债务为210亿美元，黄金储备为178亿美元，而到1971年美国短期债务高达510亿美元，而黄金储备则降至102亿美元，加之第一次美元危机在人们心中的阴影，1968年与1971年先后出现两次规模更大的美元抛售的狂潮。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政府不得不蛮横的宣布“暂时中止美元与黄金或其他储备资产之兑换，除非要求兑换的数量核条件符合货币稳定和美国的最高利益”，同时宣布美国对所有进口商品增收10％的附加税——而一旦美元不能兑换黄金则意味着美国国家信用支点的垮塌。而1972年6月与1973年2月又连续出现两次抛售美元的狂潮，只是抢购的对象变成了德国马克和日元，西方各国被迫放弃固定汇率，至此“布雷顿森林”体系在事实上已经完全崩溃，各国储备货币开始多样化，美国独占的铸币权开始向德、日等国分散。
除此之外，美国地缘战略的重心本来应该在欧洲以及富产石油的中东， 60－70年代美国却将军事重心置于东南亚，大量的战略资源被牵制在了这里，而美国金融状况恶化使得这个问题变得越发的严重，反映到当时冷战的大背景之下，这就最终促成了当时美国的战略收缩及苏联的全球扩张，同时也让中东的欧佩克组织得以进一步扩大影响力，这就进一步的抬高了油价，反过来加剧了美元的困境，使得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雪上加霜……在这一恶性循环（或者用教科书里的叫法——经济滞涨）的连续打击下，整个美国的国民心态都处在前所未有的迷茫与失落之中。
这一恶性循环最终于1981年开始走向终结，新上台的里根政府开始实施新的财政政策——大幅提高银行利率和国债利率，同时降低商业活动中的税负。这一政策吸引了大量国外资本流入美国去购买美国资产和国债；而与此同时，美苏冷战在经历了一段僵持之后，以里根政府的“星球大战”计划为标志，美国在战略上开始了从收缩进入反击，一时间全球战云密布，而美国相对安全的地缘环境如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样，又一次成为吸引海外资本的本钱。一里一外两层驱动力使得美国自1983年起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净资本流入国，那段时期每年流入美国的国际资本都有数千亿到万亿美元。
以大量国外资金为保障，美国开始引导国民超前消费，美国国民人均消费额达到其储蓄额的1.5倍，储蓄率从战后占GDP40％降至1％不到；同时美国政府自己也开始大量地“制造”赤字，在军事科研和军工生产中投入大笔的资金，这就形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财政、贸易双赤字经济，说白了就是政府、民间一块借债消费。一个拥有两亿人口和旺盛消费能力的庞大市场就此形成¬——以消费能力论，它相当于两个半日本或近四个西德。
而各国对美元如同毒品一般的依赖就此形成：上世纪80年代往后，西欧国家和日本等国由于人口少，国内市场与其制造业规模相比显得非常狭小，在各国完成工业化进程之后他们的国内市场饱和线很容易的就达到了，美国市场旺盛的需求就成为了拉动各个制造业国家经济最重要的发动机，各国通过贸易顺差都积累了大量的美元，而为了保障这台“发动机”的正常运行，为了让美国人有钱继续消费，就得不断把储备的美元再投回到美国购买美国债券。这就形成了现在的一个按常理看来非常奇特的现象：一面是，在制造业领域一败再败、早已“债台高筑”的美国还在通过贸易逆差肆无忌惮的借债，时不时还通过汇率、利率的变化来赖掉部分债务，而另一面，作为“债主”的各制造业大国却无比依赖美国，小心翼翼地观望着美国的汇市和股市——美国经济一感冒, 全球就得跟着打喷嚏。而至此，在电视上的美国政府为何能在各种外交场合趾高气昂、牛气冲天也就不难理解了。


中国：世界工厂与奇异的中美经济共生体

1949年至1979年，共和国建立的头30年间，历史赋予新中国政府和人民最核心的任务只有一个——维护中国刚刚得来的独立自主的地位，无论这期间出现了多少问题，犯了多少错误，但这一核心任务始终都被很好的完成了。因此，这30年的历史首先需要记住的，是可以彪炳千载的功绩。
具体的说：首先是抗美援朝，赢得朝鲜战争在地缘上保障了东北地区的安全，更重要的是在此后从心理上断绝了超级大国与中国之间交战的决心，同时恢复了当时海外华人对祖国的信心——许多华人能在物质条件反差巨大的情况下回到中国，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民族自信心；第二件事是以“两弹一星”为标志，建立了完备的工业体系特别是国防工业体系，为在封闭的国际环境下保持国家独立自足提供了物质基础；第三件事则是中美关系的改善，从1971年4月乒乓外交到9月尼克松访华再到1979年1月中美正式建交，中美之间逐步的完成了一次微妙的战略接近，这使得中国在当时的国际政治舞台上获得了最大限度的活动空间。
需要注意到的是，这30年间，中国政府的操作主要还都集中于政治和国防层面，而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最为基础的一点则是：政治仅仅是建立在经济这一基础上的“上层建筑”，政治层面的安定最终有赖于经济层面，这一点恰恰是不能长期违背的。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之后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前的这段时期，从金融角度看，南京国民政府由四大家族所把持的金融体系通过滥发法币，对社会财富进行疯狂掠夺——即使拿“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来解释也说不通，一是这种行为已经远远超过了当时所属时代的正义性所能接收的底限，二是这些“集中”起来的财富并非用于“更大规模的生产”，而是单纯的用来支付少数人的消费——最多是发展了欧美国家的生产而已。仅从这说，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消亡就已经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了，不亡那是没有天理——历史是最为民主的，人民或是通过手（靠投票）或是通过脚（在斗争中加入一个阵营）总能“选举”出可以胜任于那个时代的政治力量（话到这里，之前一些读者曾向我问到的一个问题在此处也可以有个答案了：站在历史的高度去俯视，历史总会向特定的时期赋予特定的使命，每一个历史的参与者都有其特定的角色或说是位置，这一“角色”演的好与不好是居于现在的我们判断其是非功过的唯一标准——今后对我们的后人而言评价今天的我们也依然如此，脱离这个标准去争论谁、谁的好与不好，不客气的说都无异于刻舟求剑一般）。
书归正题，再回到新中国的头三十年中来看，坦率的说，无论从“市场”说还是从“计划”说，我们的经济建设都很难说是成功的。就“独立自主”而言，长远讲它的基础或者说支撑点都只能是经济，而且“独立自如”如前所言是为国家发展搭建了一个最大化的活动空间，而要把这个空间转化为老百姓看得见、摸的到的利益，归根到底也还是还要落实到经济上来。自1979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客观需求而言，已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了，经济体制改革也就成为了全国的一个共识。
最初，中国与外界的联系，由于历史背景的限制，绝大多数时间都集中与官方的政治、外交层次，更差一些的时候则是在战场上，经济层面的、民间的联系实际是非常有限的，否则当时也不会有“不准围观外宾”这种现在想想都觉得邪门的规定。经济、民间的对外联系大幅增多是1979年之后的事情。从那时至今，从对外联系角度说，中国经济粗略的说已经走完了三个阶段——1979年到大约1993年、1994年：这一阶段的引进外资和进出口贸易量上基本上一直是在大幅增长的，但总体上那一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仍然是以内需拉动为主。进入90年代之后，中国的国内消费市场供应在一些领域第一次由不足变成了过剩，1992年中国经济开始“过热”，中国政府第一次面临正经八百的“潜在经济危机”的考验，而作为实现经济“软着陆”的策略，当时的中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举措：首先是人民币大幅贬值，对美元官方汇率从最初的2:1一路贬到8.7:1——不过当时海外媒体对中国的兴趣更多的是集中在“民主”“人权”这些话题上，屈指可数的关于这一汇率变化的报道也是基于意识形态认为这预示着“红色中国政权的统治危机”即将到来（很多时候，在这些问题上脑子转不过弯来的恰恰是那些居于“开放国度”的人们而非我们中国人）；其次是出台出口退税等政策。这一系列的措施把国内相对过剩的生产能力引入到了国际市场，中国经济开始转向出口导向型。而从时间上说，前文中已经交代过，自上实际80年代以后，以美国为主的西方世界恰恰正在经历战后的又一轮全球化浪潮，“虚拟经济”逐步开始取代实物经济，物质生产开始向成本更低的第三世界国家转移。
把中国放到“第三世界国家堆”里，很多优点立刻就会显现出来：其一，中国人勤奋、刻苦的传统文化观念在经济领域和非洲、拉美、南亚及东南亚相比要更为积极向上（这也是其他东亚国家在文化上的优势，例如日、韩），而且人口总体素质要高于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1991年印度开始经济改革时全国一半的国民既不能读也不会写）；其二，中国国内环境，以及周边环境都处在非常稳定的状态——这其中在南疆自卫还击战消除了一个最大的“显性”（相对“潜在”而言）的干扰因素，对安定外部环境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其三，1979年时中国经济的起点固然很低，但同时之前的“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状态不经意间也使得后面中国的发展避免了像其他国家那样，因债务问题而受国内外多方各种势力的掣肘。
正是凭借这些优势，自93、94年起中国的出口额开始大幅增长，除1998年由于亚洲金融风暴的缘故仅增长0.7％，最近几年中国的出口增长额都在20％、30％，这其中，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大体上各占一半。从世界范围上看，就是各类产业开始由低层次向高层次逐次的，迅速向中国集中。
而随着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迅速壮大，中国政府手中可支配的资源也开始多了起来。对这里的读者而言，印象最深刻的恐怕就是中国国防建设“井喷”似的发展，从“神盾”到歼－10令人目不暇接——要知道，90年代初某市造一座立交桥就花光了3年的财政预算。而从产业体系上看，则是中国基础建设得到了进一步完善：03、04、05三年农村道路投资相当于建国后53年的总合，上世纪末一个三峡工程就曾牵动全国，而现在每年都会有多个三峡级别的大型工程上马……。这些最初是缓解经济过热拉动内需的措施，而现在这又为制造业向中国集中提供了又一个优势，中国基础设施的完备程度是印度、东南亚国家所无法比拟，这所带来的综合成本的优势是仅靠人力成本所没办法抵消的——现在，某些低级别的产业，比如服装，比如玩具已经开始转移到人力成本更低的越南等地去了，但也仅仅能到这一步，再复杂的层次就很难转移了，否则综合成本就要提高。那段时期某些海外媒体曾经借此以“资金外逃”又预言了一次“中国崩溃”，纠其心态，实际还是和93、94年时一样，与其说是“预测”还不如说是他们基于意识形态的一种“愿望”。
这期间最重要的事件发生在2001年11月，就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如何评价呢？给笔者的感觉这件事可以用战后格局的形成来加以类比：二战中苏联损失人口2700多万，多年建设的城市、工厂都化作了一片瓦砾，直至苏联解体前夕，战争对人口比例所造成的影响仍然存在，但苏联是当之无愧的战胜国，胜在他可以把英、法等国挤到一边，单独和美国划分势力范围，胜在在新的国际格局中取得了第一层次的位置。中国加入了WTO同样是胜在体系，中国至此完全融到了世界贸易的体系中来，有这一条，战略上就是胜利了，战术上的问题相比就不是特别重要。由于前面所说的优势，当中国的出口贸易障碍大大减少后，世界制造业由低到高逐层次向中国聚集在理论上就已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了。
由此开始，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也开始发生了质的改变。上世纪80年代以来，凭借美元本位制的世界货币体系和国内市场的旺盛消费能力，始于里根政府的双赤字经济迅速的作大，1981年之后，美国贸易经常项就再也没出现过顺差，国内资本大多投入到了各类金融“产品”之中——资本家的目标在于利润而不是生产本身，如果仅仅炒作钞票就可以获取利润，那么实物制造这道费时费力的“工序”自然是应该被省略掉的。于是，大量的资金都被投入到了证券和房地产市场等金融衍生品的炒作中——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其下属的金融子公司原本的业务内容是进行汽车贷款业务，但就是这么个资本和人员只占全公司3％的小单位，由于参与了证券市场业务，所创造的利润居然能占到通用公司的30％，以致公司的许多高层领导都在琢磨“我们是否还应该继续造汽车”？
“虚拟经济”的发展使得财富集中到了少数金融利益集团手中，而相应的，必然要造成美国国内制造业长期处于萎缩状态——工薪阶层20多年来没有过加薪，大量制造业领域从业者失业（所以，发达国家中反对全球化的群体主要就来自这部分人），美国政府和国会现在动不动就在所谓“倾销”和知识产权问题上指责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除了增加利益博弈中的筹码，另一方面的原因就是为了应对和转移这一群体的不满情绪——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来自中国的廉价商品才维持了美国多数国民的生活水平。
总之，美国经济已经走到了“生产”金融产品与发展中国家交换实物商品的“虚拟资本主义”阶段，而此时由于制造业向中国的转移、聚集，中国就成了美国最大的利益直接来源国——美国超市货架上80％的商品标明“Made in China”，西欧和日本的情况同样如此。就这样，从2001年之后到现在，基本上可以说中、美在经济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共生体”，这并非出于什么人的主观意愿（事实反倒是两国中都有很多人更愿意向相反的方向去发展）而是一条无法逆转的历史轨道。

从“中美战略对话”说中美战略性接近

以1949年建国为起始，中美关系已经经历了3个阶段。最初就是纯粹的对抗，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战争就是这个阶段最明显的标志；而到了上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昔日的“老大哥”在中国的北方陈兵百万，而与此同时，如前文所说西方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正在被美国人自己所瓦解，冷战格局恰处于“苏进美退”的态势，中美首次在国家利益上出现了“交集”，而在1971年，深深陷进越战泥潭的尼克松政府正面临着美元的第三次抛售狂潮处于内外交困的状态，毛泽东非常敏锐的抓住了这个最佳的时机，使得美国总统有史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对一个未建交的国家进行了那次近乎于“朝拜”的访问，也是从这一年开始，中美之间理论上所存在的共同利益逐渐的反映到了现实政治中来，中、美政府之间开始接近，美国得以“体面”的撤离越南，中国的国际环境也开始大幅的改善，和西方阵营的关系开始缓和。
到1979年元月中美正式建交，这一战略转变算是基本完成，中国与美国以及整个西方世界的关系进入到了一个稳定、共赢的阶段，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说，这个阶段的共同利益主要在于地缘安全，就经济而言西方国家当时主要还是把中国看作是一个潜在的大市场，除此之外并没有过多的考虑和研究。这种稳定状态维持了大约十年的时间，至1989年开始走向终结——这并非因为谁作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只是随着苏东剧变、冷战结束，作为当时中美形成战略上的默契的基础不复存在了。至此，中美关系开始进入到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这主要是美方对中国的战略定位的混乱不清，美国主动扬弃了对华的保持战略默契的外交政策，转而将中国作为“共产主义的最后堡垒”要一鼓作气将其“拿下”——由此可以看出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
这之后，克林顿时期提出过“战略伙伴”说，后来布什就任伊始又提出了“战略竞争对手”说……但就总的趋势来讲，那段时期中美关系是在向恶化的方向走，中国的外部环境要比1989年之前差很多，而其责任主要在美方——宣扬中国威胁论、支持中国分裂势力、干涉中国内政、科索沃战争期间轰炸中国使馆……到了布什政府上台初期，中美关系已经走到了“谷底”。
中美关系的“触底反弹”按照通常的说法是始于911事件之后，但就笔者看来911事件只能作为一个时间上的标志点而已，事实上中、美在所谓的“反恐战争”中并没有太多的利益“交集”，相反，美国对我国新疆分裂势力的袒护将中美之间仅有的一点潜在的利益“交集”也压缩掉了，同时美国对中亚地区的渗透还对中国西部的地缘安全和能源安全都构成了潜在的威胁。
显然，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不在地缘，当然更不可能来自于意识形态，那么答案就只能从经济领域来找。中美关系回暖并不是因为什么“反恐战争”，但其引子的确是911事件：上世纪90年代初期，当时美国政府对中国经济的认识最初还是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只是一个潜在的消费市场。而1981年之后，美国GDP中的大部分来自于消费，实物产品出口并不是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经济上说，按照这个思路看中美还真找不到什么必须合作的理由，当时中、美交恶，很大程度便来自于美方的这种判断。在那种情况下，中国93、94年的汇率以及出口政策调整都没有引起美国政府的注意，而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角色，则正是从那时起，开始发生质的变化。
到上世纪末，中国已经初步有了制造业大国的气象，而在那段时期，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让美国的“金融大鳄”们从东南亚国家掠走了数十年积攒的财富，同时也把东南亚乃至日、韩等国的制造业杀得是哀魂遍野。中国当时同样受到了不小的损失，出口受到严重冲击，当年经济增长为7.8％，大大低于其他年份，但中国所损失的只是一段时期的贸易顺差，并未因此而伤筋动骨，从长远看由于大批竞争对手倒下，这反倒进一步把中国推上了“世界工厂”的位置，变相的提高了日后“中国制造”的出口竞争力；另一方面，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以一时的小利换得中国政治影响重返东南亚，这便为日后中国战胜日本，取得东南亚经济整合主导权埋下了伏笔。在更早些时候，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经济在“休克疗法”和由美国所主导的低油价的内外夹击下崩溃，中国因而获得了大量的廉价人才以及原材料，这同样也是在强化中国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到911事件之后，由于美国股市的庞大泡沫破裂，国内市场面临大幅通货膨胀的压力，此时只有大批进口廉价消费品才能抵消通胀，前面所提到的中、美经济共生体便应运而生——这也就是为什么中美“入世”谈判会完成于2001年的原因。
“入世”成功之后，中国基本算是完全进入到了世界贸易体系，之所以加一个“基本”。是因为不少发达国家对我们的贸易壁垒还存在着，原因在上一小节已经提到过——主要不在经济利益冲突，而是因为其产业向外转移导致国内制造业从业者利益受损，西方国家对中国挑起贸易摩擦多半是为了转移国内的不满情绪，是政治性的问题。不过，这对大的趋势并没有太多影响，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就此形成。而由此开始，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定位也日渐开始清晰，表现就是两国的接触开始增多，冲突开始减少，冲突的烈度开始下降。
现在的中美战略对话，可以视作是中美关系进入到又一个战略“拐点”的标志，同样这也标志的世界格局在冷战结束之后将迎来又一个战略“拐点”。始于06年年末的中美战略对话机制，初步给我们的印象是中美已经开始了自1971年以来的又一轮的战略性接近，这之前，两国在客观经济规律的“强制作用”下已经结合成了经济共生体，而从现在开始，两国则可能开始主动去继续完成这一结合——面对历史规律，对抗只能是失败，然而被动地让规律“推着”走和主动“顺着”规律走，其结果同样是有很大区别的。
冷战后对世界体系变化影响最深远的是什么？是伊拉克战争？还是现在的伊朗核危机？它们的“份量”似乎都不够，这些更像是历史改变的“标志”，而非“动因”。在我看来，真正的变化应该始于欧元的诞生和中国经济的崛起，这不只是一时的棋局变化，而是棋手的改变——
美国霸主地位的支撑来自其庞大的消费市场和美元本位质的国际货币体系，欧元区所带来的正是一个同样庞大的市场和一种可能取代美元的新的货币。欧元区国家与美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缘，有着近乎一致的意识形态、政治体制以及经济制度，但是，如果将世界经济体系比作一条食物链的话，欧元区国家与美国恰恰也是最接近的——在美国之后欧盟成员国经济也先后进入到了“工业化后”时代，而因为有相同的政治、经济体制，所以欧元区国家经济如美国那样向“虚拟资本主义”也就同样是无可避免的——十年来，欧盟对华贸易逆差从最初为美国的30％到现在已经猛增到60％。
西方发达国家的虚拟经济，其利益来源是用金融产品换取发展中国家所出口的实物产品，本质上则是这些国家的净储蓄，而现在的美国经济已经吸纳了全球净储蓄额的70％，因此，欧美之间围绕世界净储蓄的矛盾是无论如何都无法绕开的，前面所提到的那些“高度一致”在这一条冲突面前都变得毫无意义——就如两次世界大战前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直接的关系一样。今天，美国货币霸权所面临的最现实的威胁恰恰就来自于其昔日的盟友所发行的欧元，而这一冲突到目前为止已经导致了发生在科索沃、伊拉克、黎巴嫩的“两场半”战争以及现在的伊朗核危机。
美、欧货币霸权争夺，最终的标的物是世界净储蓄，而世界净储蓄的主要产生地只有一个，就是东亚——世界产业布局经过一系列变化之后，制造业主要都集中于东亚地区，而且，这一地区具有深厚地储蓄的传统，目前世界2/3的净储蓄额来自这里。
原本在上世纪90年代，东亚各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还呈现比较均匀的分布，93、94年之后，中国凭借其先天固有的优势、强大的工业能力（重化工业规模中国比巴西、墨西哥、俄罗斯高5～6倍，比印度高10倍），以及庞大的国内市场，开始对东亚经济形成整合，而亚洲金融风暴又在客观上加速了这个过程，近十几年来，日、韩、东南亚诸国及港、台地区的贸易顺差从主要来自欧美变成主要来自中国，东亚内部贸易率从90年代初不到30％提高到了60％。中国“入世”之后，东亚经济格局从先前的均匀分布演变到现在成为中国对欧美统合进行贸易。
正是这个“出人意料”的变化最终彻底打乱了西方国家最初设想的理想世界：原本，无论货币霸权如何分配，贸易顺差都分散在各个发展中国家、地区，这些国家中无论任何一个对此都不具备发言权，而彼此之间对欧美贸易顺差份额的争夺也使这些国家很难结成严密的同盟，只能被动的接收欧美争霸的最终结果，而其它发展更加滞后的国家将无可避免的被排除出“食物链”。而现在，由于中国的加入，以上的这种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了。
最初，东亚经济出现整合的征兆时美国也许就有所察觉——上世纪末激化朝鲜半岛局势，激化中日矛盾，激化南海主权矛盾，支持台独势力，也都可以理解为美国对东亚经济出现整合趋势后的最初的对策，就是要设法重新打散东亚经济布局，打断东亚经济的整合过程。显然，现在的事实证明这些手段都没怎么奏效，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制造业强大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中国政府在面对周边潜在冲突时超乎寻常的定力。
世界上未必所有的付出都有回报，但中国这20多年来的付出的确是有回报的。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一直要面对着周边潜在的地缘威胁和国内民族主义的一片骂声，而在这两重压力之下却还依然故我的维持着可以说有些笨拙得隐忍政策，而其回报则是：2001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崛起已经将东亚地区的贸易顺差高度地集中了起来，美国贸易逆差2/3来自东亚，其中中国一家所占份额超过了一半，一个延伸出来的效果是：由于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对其他国家保持着优势，使得这些国家不敢随意的调整本币的汇率，必须紧盯人民币汇率，这就使得中国逐渐可以间接主导东亚各货币的汇率变动，从而建立了一套新的区域货币关系。就这样，原先西方国家想定的国际新格局因为突然间硬生生的加进了中国这个新棋手而被彻底颠覆了——整合了东亚经济的中国主导着世界2/3净储蓄额的流向，而无论美国还是欧洲，对净储蓄的来源地则没得选择。
至此，对比1971年，虽然环境和主题都已改变，但当时的那种感觉却又回来了：对美国而言，所谓的双赤字政策到现在已经积累了数万亿美元的债务，而且其双赤字现在正在以平均每秒两万美元的速度增长，而双赤字的扩大使得大笔的美元无法回流到美国，于是便造成了国际范围的美元过剩，在这之后，则非常可能是一场世界范围的大通涨——现在从石油到食品一连串的价格上涨便是先兆，一旦发生则意味美元以及美国的国家信用都将迎来末日；欧元崛起之后已经成为了欧盟内部贸易的主要流通货币，一部分铸币权已经从美国手中滑落到欧元区国家，而且欧元的强势已经在此之前抵消了美联储数次加息的努力。
而对中国而言，如前所说——以中国为核心的新东亚产业布局已在成型之中，而围绕人民币的新的货币关系则使得我们拥有了“有中国特色”的“币缘”优势，离开中国无论美国还是欧盟都根本不可能完成与东亚的经济对话；与之相对的是，如果美元本位制国际货币体系最终崩溃，那么世界范围的经济衰退肯定不能避免，但这并不代表中国就过不下去了，中国13亿人的国内市场消费能力还远没开发出来——有人说中国经济上会步日本后尘，恰恰是没有看到中国的这一潜在优势，美国在对日谈判上能压制日方其根本在于日本国内消费早已饱和，日本在出口问题上没有退路，而中国并不存在这个问题。由此不难看出的是，这轮中美战略接近中，主导权同样在中方手中。
上一轮中美接近，中国所解决的是地缘安全问题，而这一次，中国的利益首先着眼于“币缘”：从产业布局上说，目前中国所整合的制造业主要还只是居民消费类产品，在发达国家产业体系中，这块所占比重仅仅是1/3～1/4，真正的“大头”在于重化工业，以机床的数控化说，目前中国刚过30％，而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是60％，美、日为70％，换句话说中国的工业化道路还远没走完，同样，发达国家的重化工业重新布局也才刚刚开始，中国未来一段时间的出口经济，其核心任务已经不是再去赚更多的外汇，而是在于靠“外需”与内需一同拉动工业化进程；同时，目前人民币的地位与中国经济规模是很不相称的，未来需要使人民币成为东亚地区区域储备货币之一。而从满足这两点诉求上说，中国可以有三套方案供选择：1.与美国协调美元政策，保持现有的国际金融体制不被打破，以现有的经济秩序完成中国的工业化；2.主动与欧盟协调，增加持有欧元的数量，使得外汇储备多元化，而其后果是美元大幅贬值，全球经济“硬着陆”，中国则在危机中利用储备积累获得利益；3.保持对欧美的中立政策，在后续经济波动中左右逢源，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而相对于欧盟，美国的优势或者说是第一选项的优势在于：美国早已进入“虚拟经济”阶段，拥有“先发”的优势；中国对外贸易80％靠美元结算，和美元完全割裂，在一夜之间仅仅去依赖剩下的20％的贸易额是不现实的，而且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客观上会推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美国建立在货币霸权上的军事霸权翻过来是美元最有力的支撑，而从这点上看，美元的稳定性会高于欧元。当然，这些并不能抵消前面所说中国在这场博弈中的“非对称优势”，这一优势是根本性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愈发明显的显现出来——中国对美国而言是唯一的选项，而对中国而言，前述的另两个选项则并非是不能接收的。
这里还需注意的是，自始至终笔者在文中都使用的是“接近”而非“结盟”。同盟是排他性的，是可以长期、稳定存在的。历史告诉我们，当我们处于国际架构重新“洗牌”的时期，在国家关系中任何对“长久”、“稳定”的追求都是不切实际的，甚至可能适得其反；美国与美元的前景至今至少可以说仍不明朗，同时美国近期在国际事务中的表现使得他的国际形象变得非常的糟糕，这些使得任何国家都难以找到把自己和美国完全捆绑在一起的理由，中国当然也不例外。“中美战略性接近”这个总的“纲领”对中国与欧盟国家、与俄罗斯等国的关系而言，所意味的是改变，但并不是疏远。而从历史来看，我们不能忘记：在二战最终战局尚未敲定的1943年，美英两国基于未来货币体系主导权的政治斗争就已经展开；而在冷战中的60和70年代，为分得部分铸币权西欧国家同样曾刻意增加美元在金融市场的流通次数以加大同一时间内美元的流通量以此引爆了美元危机……同样，中美战略性靠近不等于说中美棋局中对抗的成分从此就烟消云散了，合作与对抗必然将同时存在，中国在国家基本利益问题上，哪怕是一分一毫也仍然需要通过主动进取才能得以解决。

新战略格局下的东亚地缘

“虚拟经济”的产生、壮大对国际政治而言，其影响在于：大国间的博弈会同时在地缘与“币缘”两张棋盘上进行，两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从上世纪的科索沃到现在的伊朗，无论是战争还是核危机，其中的目的与手段都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地缘因素。
始于1979年的经济改革最终使得中国获得了在国际“币缘”战略棋局中作为棋手的资格，而从利益诉求上讲，中国不同于其他进入“虚拟资本主义”阶段的发达国家之处在于，除了“币缘”利益问题，中国周边此前还遗留有一系列地缘安全问题亟待解决。
1989年以来美国对中国种种恶劣举动，使得我们中的一些观点，总会将中国崛起和中美军事冲突联系在一起，类似的声音同样还来自中国之外的地方：中国将在21世纪最终取代美国成为头号大国（许多人都将此描述成一个对美国而言非常恐怖的场景），这是美国所不能容忍，那么在此之前美国就必须用尽一切手段来遏制中国的发展，再往后则中、美将不免发生一场大战……最后对结局的预言各有不同，但无论哪一种都分明在告诉我们——中国没有可能去走和平崛起的道路。
我并非占卜术士，对这种预言自然无法做出评论，但至少我们前面的分析无法支持起这样的一种结论，仅仅从动机看，很难给美国找到一个必须与中国一战的理由：目前的中国还正处于物流经济阶段，而美国现在面临的最现实的问题是货币霸权受到挑战，挑战者主要是欧元——欧元区国家在完成工业化之后也已走上了“虚拟经济”道路，而美国已经吸纳了全球净储蓄额的80％，自冷战结束地缘安全影响消除之后已经再没有什么可以继续长期掩盖这一矛盾了，而欧美所争夺的净储蓄额中有2/3受中国影响，中国则是完全独立自主的国家，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来使用手中的“币缘”优势。
而从更长远来看，美国货币霸权的终结也并非是靠消灭谁便可以避免，其症结在于其双赤字经济本身，在于资本主义逐利性对铸币权无节制的滥用：长期超额的发行美元，使得美元在国际市场过剩这是无法逆转的，而这种过剩是不可能无限制的延续下去的，由此所导致的世界范围的通涨，最终必然会消磨掉世人对美元的最后一丝信心，随之而来的，美国的战略性收缩也将是在所难免的事情。对此，美国没有更多选择，他所能选择的是收缩的具体形式：是“自由落体”？还是更为舒缓的“软着陆”？而经济的“软着陆”同样有赖于低价消费品来平抑国内通涨，这还是绕不开中国。不难看出，无论是近期还是远期，对于中国，美方的利益都只能通过合作而非对抗才能得以实现，中国掌握着此轮中美战略接近的主导权，而对中国而言，这其中所蕴藏的战略红利不只局限于经济领域，中方完全有必要也可以将利益延伸到地缘战略问题上。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近一、两年里中美关系出现了一系列“新鲜”的现象——仅从军事领域看，中美两军开始进行联合军事演练了，美国军方先是在今年4月邀请中国加入“千舰海军”计划，之后美国太平洋区司令基廷在来华访问中出人意料的表示“美国乐意帮助中国研发航空母舰”。如果局限于“就事论事”的范畴，那么美方的这些说法——尤其是航母的话题，都没用太多的实际意义，这一系列举动背后真正的含义在于，美方主动透露出了这样的信息：美国开始认可了中国在地缘战略方面的利益速求。基于“币缘”战略的利益，美国必然要在地缘安全问题上对中国采取较之以往更为积极的态度，除了因为中国把握着东亚净储蓄流动的主导权之外，“币缘”与地缘因素所存在的相互影响也决定了中美在具体的地缘战略问题上，会因为“币缘”因素而出现利益交集——中美战略接近基于“币缘”因素，但必定会延伸到“币缘”战略之外的领域，一个基于“币缘”的新战略格局正在中美之间成形，并最终会影响到整个世界的战略格局。
由这一宏观环境变化所导致的一个问题，现在已经开始浮出水面，那就是美台之间出现战略割裂。长期以来，台湾问题一直被视作是中美之间的首要问题，上个世纪末，或许是出于对华战略定位的模糊、混乱，抑或是作为打乱东亚经济整合步骤的一种手段，美国对台独势力一直采取一种纵容甚至是支持的态度。而入前所述，自2001年之后，中国主导东亚净储蓄流向已经是一个无法逆转的事实，伴随中美经济共生关系的加深，中美开始主动进行战略接近。到此时，原先美国支持台独势力的利益基础已经不存在了。
当然，如果以美方观点看，维持所谓的“台海现状”，在和中国政府具体的利益博弈中，操作台海局势仍然可以作为一种战术级别的手段——但是，也仅仅是一种战术手段而已。对中国而言台湾问题则涉及中国战略利益，如果中美战略性接近——这同样涉及美国的战略利益——要进一步深化，那么就没有理由不彻底解决台湾问题，对此美国没有更多的选择，因为中国的未来“币缘”战略有多种选择。在这一大环境下，台湾以及台独势力对美国的“战术价值”只能是一路贬值下去。
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今年美日“2+2”会谈的联合声明中明确删除了有关“台海问题”的内容——所谓“2+2”会谈就是美日双方的外长和国防部长的年度会谈。而所谓“台海问题”则是上一届“2+2”会谈的一个主要内容，那时中国曾表示了强烈反对。当时美日把“台海问题”列入双方共同战略，其战略背景已经在前文提到过，就是美国要通过政治甚至军事手段来打散东亚的经济整合步骤，这一举动实际上就是一个准备联合干预台湾问题的政治姿态——美国是否真的军事干预，日本是否真的参加，并不是由一个会谈能决定的，但是这种政治表态无疑是一个军事威胁。而时过境迁之后，原来的战略环境已经变了，无论具体情况如何，单就“删除台海问题”这一举动本身而言，则是大势所趋，其中变数无非是时间的早晚而已。
而相应的，岛内台独势力也开始以各种方式加紧对中央政府进行挑衅，原因不外乎是对有利的外部生存环境即将不复存在，从这说现在的种种行为都颇有“做最后一搏”的味道。另一个原因则在台湾当局领导人身上——面对以贪渎案为引子的政治斗争，陈水扁必然要设法自保。陈要自保，就必须要给台湾制造一个非常时期的局面，不仅要民进党当政，更要形成一个非常时期，才可以趁乱自保。可以预计在后面的时间里，陈个人也必将不断推波助澜，推升台独的要价。但是岛内的这些问题始终不会对台海局势产生颠覆性的影响，所谓的“红线”最终是由大陆来划定，中央政府不会被台湾当局牵着鼻子走，不会单单因为他们的狂言而决定对台用兵，当然，也不会只因为他们的言论而否决。日后台海局势的走向，一个重要因素在于中国政府对东亚经济整合问题的判断——东亚战略格局正在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转变，促成这一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中国对东亚经济的整合，一场危机无法扭转这一趋势，但不可避免的会暂时打断这个过程，在合时付出这一代价“性价比”最高，将是中国政府决定对台采取何种措施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判断依据。
与之相比，更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前段时间的李登辉访日事件（相比较而言，对陈水扁来说台独更像是政治手段，而对李登辉来说台独则是目标），“币缘”新战略格局下的中日格局同样在发生着改变——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迅速从一片瓦砾中崛起，从一个战败国转而成功地跃升为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强国——1952年日本的GDP仅占英、法的1/3，十年后的1962其GNP 就超过了法国，1967年和1968年又先后超过了英国和德国，从此长期稳坐资本主义世界二号经济强权的位置，这一方面得益于东亚文化在经济领域先天的优势，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冷战环境下日本对西方阵营的地缘战略价值。上世纪80年代初期，日本经济咄咄逼人地向全世界发起扩张，“日本天下第一”、“亿万国民皆为中产阶级”、“日本经济殖民美国”这样的口号在当时的日本非常普遍，国内上下信心空前膨胀；西方国家媒体也随着惊呼 “日本人来了！”、“联合舰队没做到的，由株式会社做到了”。至1985年，当时的美国制造业受到日本的严重威胁——相对现在制造业对当时美国经济仍还是很重要的，同时由于大量的贸易顺差日本还是美国的头号债权国，在这一背景下，1985年9月，在美国的策划下，美、日、英、法、西德5国财长及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对日元、马克等主要货币“有秩序地下调”，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的协议，这就是有名的“广场协议”。日本之所以要屈从于美国，一方面是由于在国家主权上美国对日本非同寻常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日本国内市场狭小，而美国拥有庞大的消费市场，因此从经济上说日本也并没有多少讨价还价的余地。9月前，美元兑日元的汇率在1∶250上下波动，而协议签订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快速下跌至1∶200，跌幅达20%，此后，日元升值趋势大体持续了10年之久。
由此，日本人手中的美国债券由于美元大幅贬值而大大的缩水，日本制造业竞争力萎缩加之日元过度升值，其国内资本开始流向股市和房地产领域去炒做，金融市场价值出现严重虚高，这就是上世纪80年代著名的“泡沫经济”，最终在1991年，由于日本经济软着陆失败这个泡沫彻底破灭，日本出现了自战前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经济至此一蹶不振。这段历史我们都比较熟悉，在此之后，为了应对经济困境，1992年当时的宫泽喜一内阁首次实施10万亿日元规模的经济对策，通过补贴大的财阀企业来拉动出口，而这样的代价就是大量中小企业纷纷破产。其后历任内阁纷纷效仿一直延续至今，积极财政政策俨然是日本内阁对付经济顽症的“祖传秘方”。但是，这16年的积极财政政策，花光了日本政府的所有积蓄。而问题远不限于此，日元在国际金融中有稳定美元的任务，这就注定了日元的走势要时刻盯紧美圆，日本属于出口导向型经济，日元在一定程度上的贬值，有利于日本政府的收支改善。但是，为保障美元坚挺，美国绝不会容忍日元进行贬值。除此之外，日本财政还要面对高昂的养老金，面对财阀企业由于国外的竞争而利润减少，同时要面对国内人力成本提高、通货膨胀等等问题，这些都进一步加剧了日本财政的困境。现在日本的国家与地方政府的债务总和大致为日本GDP的130%，而现在新的经济计划里债务依旧有扩大的趋势，从桥本到小泉4任首相6个振兴计划，走到现在，在日本经济走出低谷的表相之下：是传统的积极财政政策手段，日本已经做到了极至，到现在已经开始动用日本邮政银行——世界上最庞大的金融机构，也是日本最后的家底，日本政府必须要在邮政银行消耗完之前为日本找到新的经济发展之路……
由此不难看出，与欧美不同，日本仅从经济上看，他与中国之间并不存在太多的利益交集，相反，两国间的竞争关系则是非常明显的——中国的“币缘”优势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中国对东亚经济整合的主导地位，日本经济未来的出路同样在于主导东亚经济整合，随着后面中国工业化程度的逐步加深，这个问题将越来越明显，也将愈加对日本不利，而仅仅限于经济领域的话，日本并没有太多的手段来扳回局面，如此，中日之间的经济矛盾就必然要延伸至政治层面。无论是参拜靖国神社，还是东海主权划分，这些争端的意义早已超越了历史或领土，其实质都在于中日对东亚经济整合主导权的争夺。日本在这场竞争中通过改善自身，以内功提高竞争力的余地并不大，时间上看更是遥遥无期，而如果自己无法做的更好，那就只能让对手变得更差——这就使得在中日交往中，很多时候日本所扮演的角色都是极具破坏性的，其目标就是要在政治层面给中国制造混乱和障碍，以期让政治问题再反作用于中国经济。
日本政府现在的很多作为，都正是基于如此的一种心态——早些时候的中俄石油管线问题，日本便是一个“纯粹”的破坏者，整个过程中日本完全是损人不利己，但以日本人的观点看，在现在这种大环境下，迟滞中国发展才是夺取东亚主导权的关键，在具体事件上是否“利己”反倒可以放到第二位去考虑；在历史等问题上日方屡屡“失言”，同样就是要反复刺激、激怒中国民众，借此给中国政府制造麻烦。
在现在的东亚经济整合的问题上，日本和英国在对待欧洲一体化的抵制态度很相似，正是因为目前英国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不占主导地位，故而常常扮演破坏者的角色。面对有利于中国的东亚前景，日本同样经常是经济整合过程中的破坏者，特别是在亚洲金融风暴后，日本在整合东南亚各国经济的过程中最终不敌中国，这以后这个特点表现的越发的明显。2001年之前，中美关系尚不明朗，当时美国针对朝鲜半岛和台湾的种种举动都得到了日本的积极配合，例如前面提到的日、美“2＋2”会谈中的涉华问题，当时日本在遏制中国发展的问题上与美国有着同样的利益诉求，日本一面可以借此提升自己的区域乃至全球政治投送能力，另一面可以借助美国迟滞中国经济发展，打乱中国整合东亚经济的进程。2001年之后，中、美基于“币缘”的战略性接近的趋向逐渐开始变得明显起来，同时欧洲国家一面对中国施以激烈的言辞，一面也却也在悄悄加深与中国的全面战略合作，但是日本的利益诉求并未发生多少变化，在六方会谈中日本仍旧几次“不合时宜”的提出了人质绑架问题。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开始表现的甚至比美国还要“热衷”，也就有了前面所提及的容许李登辉访日。
典型的日本人的思维：刻板有余，灵活不足，思维十分僵化，而同时又常执著于局部细节，往往却又忽略全局。或许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日本政府对东亚战略格局变化的反应似乎显得有点迟钝——日本政府之前的种种劣行并未真正阻止中国掌握“币缘”优势，但的确又使自己成了未来中国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障碍，而由此对东亚地缘政治的影响已经使得中日争端开始向不利于日本的方向发展，中国的实力在增强，未来中、美、日三国关系中的变数也越来越大，此时将中日之争与中国的统一问题绑在一起，对日本而言无疑是十分危险的。
而这种危险至少理论上本是可以避免的，前提是中日双方都放弃零和博弈的思路，以共赢为基础来协调两国的经济政策，共同完成对东亚经济的整合。当然，这个前景至今仍很不明朗——我曾经听到过这样一种观点：中、日、韩三国之间的关系存在这太多非（经济）利益的因素，其中一点便是，中、日（中、韩）之间，双方的国民在心底都存在着一种自卑心理，对中国人而言这主要是由于改革开放之后国人所看到的双方物质上的巨大差异，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这种自卑心理已经很快的在被淡化；而对日本人（韩国人）而言，其自卑则是源自上千年来中华文化的优越性，随着经济上被“打回原形”，这一“心结”越发的左右了日本的对华态度。如果这一说法成立的话，那么中日之间未来是否能走向共赢，更多的决定于日本而非中国，只有日本主动去超越自身，才能为自己谋得一个最好的结果，别人帮不了他什么（联想到各种所谓的“对日新思维”，对此最善意的评价也只能说是缘木求鱼而已）。

南亚变局

自2007年初，中印领土问题又一次频繁的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中国政府表现出了罕见的强硬态度。这里，我们同样有必要对印度进行仔细的观察。
话题仍旧从印度经济说起，自1947年印度脱离英国殖民统治独立以来，印度的国家财政体系使得地方各邦对中央政府构成了极度的依赖关系，由于历史原因，印度中央－地方体系非常松散，这种财政体系正好强化了中央政府的权威性。同时，苏联政府从地缘战略角度考虑，一直和印度保持战略靠近。最终，印度选择了参照苏联模式的混合经济模式，而苏联在印度经济中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苏联是印度当时最大的国际援助来源国，也是印度最重要的出口市场之一，当时仅仅用牛仔裤就可以换到苏联的米格飞机，进出口始终都是逆差局面，而填补贸易逆差所带来的外汇缺口,除侨民汇款和资本账目顺差，印度的主要来源渠道是国际援助。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的解体使得印度失去了最大的国际援助来源以及出口市场，经济理所当然的受到严重的冲击，由于国际收支严重失衡最终导致印度爆发经济危机，这就是1991年印度经济改革的背景。
中国的经济改革要早于印度，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在世界来讲是非常特殊的，从未来看也是不可复制的，但我们仍可以将其归于“东亚模式”，即固定资产投资－出口增长－再投资，更具体的描述，则是：巨额基础设施投资—吸引外资(主要是制造业领域的投资)－扩大进出口－扩大就业－拉动内需－全面经济发展。1991年之后的印度经济发展则完全是另一套模式，91年印度改革之初，他所面对的是其基础设施建设远远落后于东亚国家，超过50％的人口属于文盲。而同时，印度的精英阶层从英国人手中继承了纯熟的英语思维以及金融传统。
基于这种状况，印度经济最终选择以服务业而非制造业作为突破口，改革前期的重点则主要放在了软件业，之后利用其比较深厚的金融传统，印度建立起了，十分完善的金融市场。相比较于中国，印度的经济发展模式可以作这样的描述：重点发展服务业－利用金融市场的发达刺激国际资本进入本过资本市场－刺激消费－拉动制造业－拉动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全面发展。
对比之下不难看出，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在于进出口贸易，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对汇率问题如此看重的原因。而对印度而言，最重要的则是要保证有源源不断的资金流入国内，这一点与发达国家的“虚拟经济”类似，只是印度是发展中国家，他保证资金流的方式主要是竭力使世人相信投入印度的资金将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前景——从这个角度说，印度人的夸夸其谈和其民族性格未必有什么联系，这是由其经济基础决定的，是他们生活中很合理的一部分。
自本世纪初，印度的进出口贸易逆差开始迅速增大，2004年印度贸易逆差是200亿美元，到2006年为480亿美元，预计2007年将突破700亿美元。增额主要来自石油，这一方面源于印度国内石油消耗增加，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中东乱局所导致的国际油价上涨，也正是这个原因，促使印度政府开始频频插手中亚事务。
从上面的对比说，相对于中国，印度经济模式的实质就是一种跳越式的发展模式——印度人试图从传统农业经济直接跨过制造业阶段进入以服务业尤其是以金融业为经济主干的服务业主导型经济，也就是“虚拟资本主义”国家的消费型经济。如此可以最大限度的利用了从过去所继承的金融传统，同时这也是为了回避印度基础建设薄弱的问题。
然而，任何跳越形式的行为都必然会在稳定性上有所欠缺，印度经济也不会例外。近年来连续高速增长的贸易逆差则进一步放大了印度经济的不稳定性。同时，制造业发展始终是无法回避的，而印度现有的250多个经济开发区中，除了服务业就是IT和金融行业，受益者仅限于占社会少数的精英阶层，要改善绝大多数国民的生活，要创造就业机会就必须发展制造业。所以印度政府期待一次危机，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危机来使印度获得完成向制造业转型的必要资金，仅从经济角度说，这样巨额的资金并没有必须流入印度的理由——和日本人的看法类似，在印度看来这种机会已经超过经济学所可以影响的范畴，与日本人一样，印度也同样把目光投向了中国，中印之间的问题同样也早已不再限于领土争端——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对华问题上，印度会和日本有着那么多的“共同语言”；而印度选择在今年试射“烈火”导弹，并在介绍里特地强调北京在导弹的打击范围之内，这同样不是简单的炫耀……
但是，对于这种危机，印度只能企盼但绝不能把自身卷进去，缺少制造业这一根基的经济模式在高贸易逆差之下很难经得起任何波动——即使是像爆发登革热这样的问题都是很危险的。91年的改革，改的不仅是经济模式，过去地方对中央高度依赖的财政体系同样也不复存在了，而从历史上说印度在文化上也缺乏如中国那样的“大一统”传统，对平均每月爆发一次民族冲突的印度而言这无疑是相当一个危险的信号。也正因此，印度才会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与中国和巴基斯坦缓和关系——当年费尔南德思在“非典”期间访问中国，而也恰好正是在差不多同一时间，美国开始兵进伊拉克，国际油价应声而起……显然，我们很难把这些举动简单的理解为印度人热爱和平。

尾 声

最终，我们的话题还是要回到中国。先对前面提到的东西作一个简单的回顾：从经济角度说，中国经济已经走过了一个困难阶段，随之而来的，我们的周边地缘环境正在向一个好的方向去发展，而作为这一改变的直接驱动力，则是“币缘”格局改变，而纠其根本则是中国制造业经济的崛起以及“虚拟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
然而，危机并未离我们远去，中国与外界力量在经济尤其是金融领域的“暗战”一刻也未曾停息过。最起码，我们可以看到海外媒体对中国经济的悲观“预言”并未停止——金融领域，往往一件事情如果很多人认为它会发生，那么它就一定会发生，无论之前的实际情形是什么样子。如此，显然这种“唱衰”就不能简单理解为一种“酸葡萄”心理。
伴随着中美战略对话后中国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公众对这种经济“暗战”的也越来越多的存在着一种担心，这很好理解，西方国家的金融传统远比我们深厚，对方拥有着更为完备的金融体制、法规以及雄厚的人才资源。但是，当话题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时，这一问题就不再会局限于单纯的金融操作：所谓“虚拟经济”，只有当其游戏规则被所有参与者所认同，并一直进行下去，那些变化的数字才会最终转化为实际的利益，否则，这些数字的变化将不存在任何意义。上世纪60至70年代，在既定规则之下，西欧国家刻意提高了国际市场中美元的流通数量，从而加剧了美元危机，进而开始动摇美国的国本——货币霸权，而美国政府的应对手段最终并没有局限于规则之下，而是在1971年和1973年分两步彻底摧毁了这一“规则”——“布雷顿森林”体系。这就像一个人在面对黑客攻击时，并没有在电脑上与对方斗法，而是一把扯掉了电源插头。
伴随着最新一轮的全全球化发展，现在的大多数国家实际上都已是“虚拟经济”的参与者，但是，并非每个参与者都有资格去作这种“拔插头”的选择，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中，东南亚国家就只能眼看着多年积累的财富随着一连串的数字变化而消失掉。究其原因，不外乎这样几点：首先，东南亚国家的政府都缺乏足够的行动力，是典型的“弱政府”——连日常政令下达都无法做到如臂使指，在面对金融危机时自然难以做出果断的反应，特别是这些措施将使特定群体的利益暂时受损的情况下；其次，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体系一旦与国际市场割裂，将很难维系；此外，从主观上说，危机不会单单因为金融游戏的停止而消失，它只是转移，而其目的地则往往就是战场，一旦美国大兵压境要对东南亚国家“强制执行”，那以这些国家的军力同样无力抵挡。
前文中说中国的崛起是世界“币缘”战略格局中棋手的变化，中国之所以能够有资格做“棋手”，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可以做出超越一般的金融规则的选择：中国政府具有足够的行动力，无论是亚洲金融风暴还是非典时期，政府的表现都可以证明这一点；而如前文所说，中国在“币缘”问题上对欧美具有“不对称”的优势，我们就有13亿人的国内消费市场，在国际“币缘”问题上具有多种选择，而我们的对手则恰恰没得可选。而除去消费市场之外，另一个问题在于能源，从这一点看，近些时候中国政府连续宣布发现大型油气资源、可燃冰，同时开始建立战略石油储备，这一切得背后，恐怕都有深远得考虑；我们同样还要看到，地缘安全环境的改善并不意味着可以就此“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相反，我们不寻求美国式的货币霸权，但在中国本土与外资所进行的金融博弈中，需要军事力量作为最后一道“战略威慑”，由此而言，未来中国的军事力量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都不能再仅仅局限于考虑周边的地缘安全问题，“币缘”因素同样需要被考虑。

中国的崛起正在改变着世界；
我们自身还在继续改变；
世界将因我们而改变——

大国之路（续篇）

在一本军事类刊物上谈一个更接近经济问题的话题是否合适呢？军事是政治的延伸，经济是政治的基础，那么军事就也应该是经济的“延伸”的延伸，想来也说得通。再多自信那么一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句话对多数人而言应该已经听得很滥了，但是在面对某些具体问题时我们却又往往互视了它：一条新闻出来后，那种比较飞机大炮数量的就事论事的分析、评论总是让人听得不得要领，偶尔把几件事情联系起来，一不留神又会弄个“阴谋论”出来。而如果静下心来先把经济这个底层驱动力的情况疏理清楚，那么对于很多问题，至少我们可以先给出一个清晰的历史背景……

从中国经济的两次转型谈起

1976年之后，经历了十年政治磨难，将经济建设作为工作重点最终成为了当时中国官方及民间的共识，许多问题随之摆到了中国政府的面前，这其中有一条很重要，简单的讲就是没钱，国内建设缺乏资金，对外贸易缺乏外汇储备——70年代末，由于技术、设备引进的摊子铺得大了些，78年、79年、80年出现3年贸易逆差，分别为11亿、20亿、13亿美元，80年外汇储备就成了负数，－12.96亿美元（1978年时为1.67亿美元）。上世纪80年代“国防为经济建设让路”的决策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做出的，到今天受到了不少诟病，然而必须看到的两点是：首先，这之前的经济政策实质上是一种准战时经济体制，是立足于战备，这并非是经济建设的常态，要将立足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政策修改就是必然的。其次，在当时来说，恐怕全世界也不会有几个人想到，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会发生苏东剧变，中国的外部环境会因此而出现恶化。而之所以那时国防建设的收缩幅度会那么大，最根本原因还在于“缺钱”：1980年中国GDP为3332亿美元，至1990年也仅为3638亿美元，当年外汇储备不过110.93亿美元——实际直到本世纪最初几年，如何“赚钱”和如何“省钱”都还一直是中国政府考虑经济问题的首要出发点。即便从国家安全角度来说，回顾几千年的历史，一直以来中国的问题都始终是内政大于外交——外患无不是始于内忧。对于一个业已敞开国门的国家而言，国内的稳定最终只能是建立于经济的快速增长之上（当时有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词——和平演变）。从这两方面讲，对于当时具体的国防项目的取舍，笔者自知没有发言权，但从总体大局而言，做出“国防为经济建设让路”的选择在当时的确是无法避免的。
中国经济要发展就要解决工业化问题，和所有的经济体一样，这就必须经过一个原始积累的过程。从历史上看，一个常规的模式就是由农业为工业作积累，再由工业“反哺”农业，斯大林时期苏联的工业化算是“以农养工”的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同样，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也一直在走这个路子，然而事实证明在现代社会这种积累模式的效率是非常底下的，在中国这套“积累——反哺”的反馈过程始终没有建立起来，相反给农村工作制造出了很多严重的问题。当然，这里笔者所作的也只是个“事后诸葛亮”而已——正是近几十年发展中国家发展历程，才证明现代经济中“以农养工”搞工业化的道路已经走不通了。
从现在的情形看，这个原始积累在中国最终是通过出口导向型经济来解决的。1992年，随着国家对经济活动的进一步放开，中国出现了经济过热的局面——不单是产品过剩，还是产能过剩，当时的中国经济面临着硬着陆的危险，作为应对措施，1993年、1994年两年，在收紧银行贷款政策的同时，中国政府通过人民币贬值和制定鼓励出口的政策，开始将过剩的产能转向了国外。
从外部环境看，当时正好赶上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简单讲就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产业转移，发展中国家利用发达国家的技术、资本，和本国的资源进行产业升级。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加快了发展；另一方面，发达国家集中资金与技术的优势，生产高端产品。按照萨缪尔森的比喻，这种世界分工就是“最好的律师同时也是打字最快的人，却不亲自打字”。
单纯从个人感情讲，笔者对这种国际分工并没什么好感，说白了发达国家就是冲着低成本去的，而所谓的低成本很大程度上就是指人力成本（在服装之类的简单产业中尤其明显）——实际就是发展中国家贱卖自己的劳动力。但是，对此发展中国家确实没有什么选择，市场经济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价值差距是由潜在生产力供需关系决定，简单的讲，发达国家既能生产飞机也能生产袜子，而发展中国家只能生产袜子但又需要飞机，自然定价权就在发达国家手里。这样的利润分配带来的一个远期后果就是：穷者越穷，富者越富。国家内部可以通过税收政策，社会福利，转移支付来锉平高收入阶层，弥补低收入阶层。但世界范围内显然没有这样的机制，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国际间的贫富差距越拉越大。而要解决眼前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对此又并没有太多的选择，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曾经就说过：“我们准备好被剥削了，只是希望剥削得比较公平。”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和众多第三世界国家一起投入到了这轮全球化浪潮之中，而对中国而言，现在看来当时确实是抓住了一个机遇——对比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优势在于人口素质较高，就发展经济而言传统东方文化的特性更为积极（相对而言印度和东南亚人民就有些过于安贫乐道了，从经济发展说这并不是一件好事）除了中国，日、韩也是正面的例子，以至于有“儒家资本主义”这种提法；中国国内环境，以及周边环境都非常稳定，不像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民族、宗教冲突不断，各种“游击队”成天把政府军打得焦头烂额；此外，中国政府属于“强政府”，具备极强的行动力，无论别人如何评价，但必须承认在方向正确的前提下他搞经济的效率是非常惊人的。（就笔者所认同的一种看法：西方国家社会体系的实质应该是由各个社会功能模块所组成的“网络”，这个“网络”可以在少有国家干预的前提下自我管理运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其社会体系更接近于一种“中心驱动”模式，这是由传承几千年的历史所决定的，东西方两种模式只能说是各有所长，而不能比孰优孰劣，拿所谓的“专制”、“民主”来套则更为荒唐，事实上就主要几个东亚经济体来看，除香港受英国影响外，日本的经济活动中政府的调控占到了50％，社会力量仅20％，其余由市场调节；韩国的国家因素所占比例略低，但也有40％，社会力量占30％；而在新加坡社会力量调控仅占10％，政府比例高达50％……这三个国家都不符合“小政府，大市场”的要求，而他们的经济成果则是有目共睹的，所谓“市场经济”，界定的关键不在于组织形式而在于运作方式）。
1993年以后中国经济的发展，至少就客观的现象而言，可以拿“比较经济学”来解释。所谓比较经济学，直接的表达就是：各个国家在各自国家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强投入并与其他国家进行交换获得彼此的利益最大化。军事领域的一句名言这里同样也能拿来套用——“乞丐不和龙王比宝”，中国首先要解决的拥有竞争力上的优势，掌握技术也好，自主创新也好，只能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现在暂时还考虑不到。中国最早在国际市场形成竞争力优势的是纺织业这个低级别产业，除了人力成本外，主要优势就是前面提到的三条，再就是政府的出口退税政策。
谁都明白，技术含量越高的产业利润也越高,而产业所处层次越高，对经济的拉动空加也越大，但是高端产业的高利润伴随的是高风险和更长的利润回报期限，除非是像核工业、航天业这类事关国家安全不能拿一般经济标准衡量的产业，否则这些都是需要一个既有的经济基础来支撑才有可能发展。而有了纺织业这个优势产业，获得了稳定的资金来源之后，这些钱又进一步的投入到了基础建设和产业升级之中，到90年代后期在更高一层次的机电行业，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形成了竞争力优势，至2004年机电产品出口额已经占外贸出口总额的54.5% ，由逆差转为顺差，进而在06年成为顺差主力。此时再将中国制造与鞋子、裤子联系在一起显然已经不合适了，“以战养战”的良性循环至此迈出了第一步。
2001年“入世”之后，中国基本融入了国际大市场，在这种良性循环体系下中国的产业升级一步一步的作了上来：2004年中国造船业接单量达到世界第三，次年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2005年12月13日，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OECD）称，中国在2004年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笔记本电脑、手机和其他信息及通讯产品的出口国。2004年中国在ICT（信息及通讯技术）产品上的出口额达到了1800亿美元，而同期美国只有1490亿美元。在产业升级的同时，基础建设也形成了良性循环：获利——基础建设投入增加——处境进一步产业升级——再次增加基础建设投入……
现在看来，中国制造已经逐步的在从单一的优势产业（都是较低级别的产业）拓展为一套低成本的工业体系，与发达国家比中国低在人力成本，与发展中国家比，中国则拥有更完整的工业体系、更完备的基础设施和更高素质的劳动者。
前面的几组数据都截至在04、05年——在下面我们会发现这两年应该可以算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战略性拐点：2005年，贸易总顺差超过千亿，达1019亿美元而04年时则还为319.8亿（另一说为321亿）。贸易总顺差包含两块：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90年代中国各个地方的政府领导都想法设法引进外资，引进来的主要都投入到了加工贸易中，主要是因为这一块投入成本低，无需自己建立销售渠道而且见效快。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加工贸易顺差中外资企业企业所占的比重通常都要在7成上下（2000年到2005年6年分别为：63.6%、67.9%、70.1%、74.1%、77.8%、81%），前面我们说“向发达国家贱卖劳动力”，主要就是指这一块，顺差很大但实际利润很小。需要说明的是：中国认定外资的标准和西方有很大不同,其中一条就是中方认定的外资方以公司注册地为准而不以公司母公司注册地点为准,也就是说中国公司在国外注册分公司再回来和中国注册的公司合资也是被算做外资公司（所以对于中国外贸数据的统计国内国外有时会有很大的差别），所以那种“钱全被外国人赚去了”的说法也不是完全正确的。
长期以来外资占大头的加工贸易一直是贸易总顺差的主要来源（2000年到2004年比例分别是89.1%、91.6%、88.2%、99.3%和98.6%），从02年开始到05年加工贸易顺差分别是577亿、788亿、1065亿、1426亿美元，基本上每年增长35％上下，非常平稳。而05年的贸易总顺差跃上了千亿美元，这就表明以中资主导的一般贸易至此已经结束了大额逆差，出口增速变大，进口增速减少，就装备制造行业而言，金属加工机床05年进口增幅降到了9.8％，06年开始负增长……
在罗列出的这堆数字中我们不难看出，以中国自身的工业力量为基础的贸易模式在05年之后已经基本可以独立的完成“出口换汇——购买原材料和技术设备——再扩大出口”这一循环过程，中资开始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外资对中国经济的意义终于实现了一个质的下降。
而同在2005年，国家外汇储备总额以美元计算为８１８９亿美元，全年外汇储备增加２０８９亿美元，外储额至此超过了日本，已居世界首位，之后就达到了现在的1.3万亿。国家手中的外汇已经从不足变成了过剩。同时全年各项税收总额达30866亿元（不包括关税和农业税）——“赚钱”和“攒钱”已经不再是国家需要首先考虑的问题了，至此可以说中国以出口导向型经济实现财富积累的原始积累阶段基本已经走完。如果在互连网上查阅过去几年中，每一年对下一年关于上述数据的预测，会发现每次都是低估——这一积累阶段的完成速度超出了大多数人的预计。
而与此同时，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边际效应同样也开始迅速的减弱。从产业升级角度说，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从过去以轻工业主导走到现在已经逐步过度到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阶段，“虚拟经济”的兴起并不表示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会轻易的让那些重要的战略产业向海外转移，过去总在说日本“以十多亿美元购买到了需要数千亿美元开发的技术”，这种情况在现在已经根本无法再现了，且不说冷战的背景已经不复存在，在西方新的经济模式下，发达国家对技术专利的态度远比过去要认真，高端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甚至居于其经济发展的核心位置。如此一来，现在中国对美国的进口贸易中，除了农产品和波音飞机外，中国值得买又能买得到的东西开始变得少之又少。这种情况下出口导向型经济和由此而来的超额的外汇储备就无法继续为国家谋取更多的利益，相反贸易顺差成为了一种净损失甚至是国家经济的负担——早在2002年，这个观点其实就已经在中国经济学界被提出了。在这种情况下，再继续去牺牲环境、压缩消费（到2006年国内消费总额占GDP不到38％）来发展经济已经是很不合算也不合理的，拉动国内消费，改善社会福利以“幸福指数”来替代GDP……这些都已是势在必行。笔者听过这样一种说法：“人民群众是伟大的，但有时人民群众也是不讲理的”，其中这个“理”不是说觉悟而是指“理论”——长远的看，发展要得到认同只能是通过老百姓实际能感受到的利益，反过来说，那种一味要求人民“讲理”的“理论”也肯定不会是完善的理论。
在2005年，中国经济由出口导向型向内需导向型转变的第二次转型已经浮出了水面。而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则是这一战略性转型开始的标志。当时会议的焦点是“构建和谐社会”，这是一个更接近于道德范畴的提法。如果从经济角度去分析，就是要将经济模式从积累型转变消费型，将经济发展策略转变为内需导向型。
围绕这一战略调整，在06、07年一系列新的经济政策相继出台，农民工权益开始受到重视，外企开始增税，中企减税……到了今年的7月，商务部、海关总署在２３日联合发布２００７年第４４号公告，开始对加工贸易实施极为严格的限制政策。
而伴随着中国经济的第二次转型的所出现的变化远不止于这些，作为“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的战略方向也都随即发生了改变。

中国对外战略重心的转移


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中美关系在中国对外战略中一直处于一个“重中之重”的位置。在经历了一段定位混乱的时期之后，美国对中国的定位逐步趋于清晰：随着金融和信息产业的不断壮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将层次较低的传统产业向运行成本比较低的第三世界国家转移，由此掀起了第三次经济全球化浪潮。美国在世界市场上具有支配性地位，而中国在1993年以来凭借众多先天或后天形成的优势使得转移出来的这部分制造业最终聚拢在了中国，中美最终在事实上形成了一种“经济共生”关系。
最初，在众多搞出口导向经济的国家中，中国的实力并没有多少优势，比之一些东南亚国家都还存在差距，中美交往中对中国而言应该说被动的成分还要大一些。911事件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就中国而言，经过几年的打拼，先天优势逐渐的转化成了现实实力，同一时期，俄罗斯经济在“休克疗法”中崩溃使得中国得到的大量的廉价原材料和技术人才，之后金融风暴横扫东南亚，客观上减少了中国所面临的竞争对手。凭借这股优势与际遇所形成的合力，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对内而言建立起了“出口换汇－产业升级、基础建设－更高效的出口换汇”这样一个良性循环（多数一起搞出口导向经济的第三世界都没走到这步，要么已经垮了，要么还在继续贱卖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对外则凭借大量价格低廉的商品成为平抑全球通涨的主力。
而另一方面，随着2001年中国加入WTO，由此给全球经济带来了一场“通缩冲击”，格林斯潘顺势把美联储的利率降到了1％的超低水平，大量的美元被印制了出来，全球经济一路走高，年增长达5％。至2005年，被低通涨掩盖了四年的美元流通量过剩问题最终还是浮了上来，大量过剩的美元被用于炒作，4年来期货市场平均价格被炒高了一倍——期货市场的作用原本是稳定商品价格，现在则成了价格波动的源头……。从这个角度说，现在美元贬值，石油、铜等物资的价格上涨，笔者并不赞成把这归结成美国“遏制中国发展掠夺中国财富”的又一个阴谋（相反这四年中国发展的很好）。问题的真正根源在于美国向国家市场扔进了太多的美元，再深入一点则是为了弥补由于“双赤”经济使国内财政出现的巨大亏空。截止到2007年4月25日，美国联储总资产 8834.61亿，其中美国政府债务为7871.49亿，即美国中央银行资产近90％是政府债务。联储总债务为8508.07亿，少于总资产，流动性过剩326.54亿。
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世界货币体系的实质就是美元本位质体系，这一货币霸权就是美国霸权的基础所在。一直以来，美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整，都是基于两个完全相反的考虑方向来制定的：其一是直接获利，就是要尽量的去增发美元，走弱势美元的路子，甚至不息制造金融危机；其二则是维持美元本位质体系，这需要美国负责任的增强实力，保持美元强势，维持全球金融稳定。而各个时期美国政府政策的制定，正是在这两者间摇摆、平衡之后的产物，时而通过扩张获利，时而通过收缩来培本固原……总体看，这60余年的操作是很成功的。
由此显而易见，现在的这种游戏是不能永远继续下去的，欧盟、日本等几个大的经济体一直以来都跃跃欲试，企图从美国手里再次分得铸币权——上世纪60、70年代美元危机所引发的世界经济衰退，之后的一个结果就是美国铸币权的部分流失。美元一味的贬值最终必然要断送掉美国的货币霸权，这丧失掉的不是眼前利益而是获利的体系，靠高油价以及美元贬值赖掉部分债务，这些短期收益根本不能弥补这个损失。就笔者的观点，以美国的综合国力论，现在就说美国即将“崩溃”显然是言过其实，但在这种情况下，从中长期讲，美国的确会也需要出现一次周期性的收缩，依此使美元恢复强势，以确保货币霸权的延续。这个大环境对中国的意义在于：这为中国的发展送来了最宝贵的东西——时间，美国经济周期性的衰退将为中国提供一次缩小与发达国家间力量差距的机会；同时中美之间从动机上说，也有了进行战略合作的基础——比如在近一段时期台湾当局搞出的“公投”事件中，中美同时对台独势力进行打压，其中的根源在于：经济全球化使得可能发生的台海军事冲突的影响将会被放大到全球范围——亚洲地区有3万亿的美元储备，其中光中国手中就有1万多亿，对中美发生军事冲突的忧虑将使得投资者不得不抛售手里的美元，这又会进一步加剧美元流通量过剩的问题，而这于美国实现“软着陆”这个长期利益是向背的，那么为了打消投资者的这种忧虑，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必然的选择就是：至少在世人眼中要和台独势力“划清界线”。
2003年之后，中美关系在基本上开始趋于稳定，到今天，大的框架应该算是成型了，无论是“胡、布会”还是后来的中美战略对话，虽然媒体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但这些会晤主要还是属于事务性、常规性的——相比较而言，两国上一届政府时期的领导人互访则更具有突破性的意义。
我们这里说中美关系框架成型有两层含义：首先，从中国的综合实力增强以及美国自身利于速求两方面说，在这段时期美国都不太可能选择和中国进行高烈度的对抗，一旦这个框架被突破对双方而言只能是双输的局面，两国间的战略博弈会相对理性。第二层含义是，中国在中美关系中获益的上限也已经明确了，在中国工业化走到重化工业主导阶段后，面对美国对高端产业技术的封锁和控制，像航空、电子、信息、制药这类领域中国很难从美国（当然也包括其他发达国家）再获得更多的技术或设备。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国对外战略也开始了新的一轮调整。
首先在2001年之后，我们明显可以感受到的是，中国的在处理某些外部问题上，已经不再表现的那么低调了，在“韬光养晦”之外，“有所作为”的成分逐步的高了。对此，除了可以用国力增长解释外，另一个原因还在于：既然中美关系框架业已确定，那么从国家利益上说，什么利益是可以在这个框架内部取得的，什么利益居于框架边缘的，也就有了明确的答案，而后者的取得必然需要我们去主动进取。框架的成型也就意味着两国对话、协调机制的完善，斗争中的不确定性降低，在这样的环境下对很多问题反倒可以放开手脚——西方国家间自冷战时期就存在这样一套内部协调机制，这使得在具体的利益矛盾中他们之间会有很激烈的斗争，但这种斗争又始终不会超越理性，能做到斗而不破，最终能实现比较平衡的双赢，在这一点上西方国家之间确实比第三世界国家做得要好的多。
在中、美关系逐步进入一个稳定期的同时，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战略合作又一次成为了中国对外战略的重点。2006年中国－东盟纪念峰会、中非合作论坛的高调召开以及“和谐世界”概念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的这一战略转变已经走到了前台，而事实上早在上世纪末，中国和第三世界的战略合作就已经逐步展开。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同时，也标志着以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和以美国主导新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最终取代了以西欧国家主导的殖民经济模式，世界政治格局随之重新洗牌，上世纪4、50年代亚、非、拉国家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就是发生在这一背景下。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这之后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以及人民生活状况并未得到改善甚至出现倒退现象——前文中我们曾提到了，东西方国家在经济运行上曾在两套各有优劣的组织形式，而众多第三世界国家的问题在于由于社会发展的滞后其社会力量并不足以形成一套可以自行正常运转的经济体制，而他们的政府也不具备很强的行动能力，某些国家的政府连日常政令的下达实施都做不到如臂使指，因此无论从表面上看这些国家选择了怎样的政治体制，单从经济活动的组织体制而言，都是“破而不立”，而由于缺乏经济基础的保障，又使得上述国家的国内局势始终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而这又会反过来恶化其国内的民生状况，由此就形成了一个非常难看的“死循环”。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又不得不把过去被赶走的“殖民者”重新请回来，以出售原材料来维持经济的最低标准运行，这也就是为什么直到现在西方国家对其前殖民地国家在政治、外交方面都还具有非常的影响力的原因。对于发达国家之于发展中国家，这里我们并不想过多的从道德角度来评判，笔者甚至愿意相信发达国家对贫穷国家减免债务提供粮食和卫生援助是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的，至少这也应是其动机的一部分——毕竟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较高的文明阶段。但是，仅从经济角度分析，西方发达国家高成本的工业体系意味着其于出售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剪刀差”是必然会存在的，除非发达国家人民愿意大幅的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当然，凭借发达国家高效律的农业，通过粮食援助马马虎虎的保障“边缘国家”民众的生存问题还是可以做到的，而现实也确是如此。
而还存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其内部最初同样也没建立起有效的组织体系来维持经济的正常运转，但是发达国家仍旧愿意帮助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使之形成了一定的体系而不是孤立的“点”，产业链远比卖资源要长，情况自然比前面说的那种“死循环”状态要强的多。抛开大国地缘政治不考虑，能有这种机会的国家必然要有丰厚的资源做基础才行，原因仍旧来自发达国家的高成本工业体系——由于成本高，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建立基础工业设施，除非有特别丰富的自然资源作为回报，否则支付上就要无法完成。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曾将国际贷款投入到基建上，而这种投入的回报往往是远期，期间的维护费用由于发达国家的高成本工业体系也是非常高的，一段国际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价格发生波动，这些工程往往就得半路下马，发展中国家会被逼到经济破产，最后发达国家还得减免债务。因此，和发达国家“合作愉快”的发展中国家的数量并不是很多。
中国经济的崛起以及现在对外战略的转向，对众多第三世界国家正在产生深远的影响——从各项经济指标、国际政治影响力、综合国力来说，把中国归入通常意义的发展中国家其实并不合适，而算人均经济指标肯定也不能算发达国家，所以某种意义上中国应该和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都区分看，单独算做一块，而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也不是简单的“南－南合作”或是“南－北合作”可以比照的。
2001年至今世界范围原材料价格的大幅上涨大大的改善了出卖资源的国家的经济状况，而制造业向中国的聚集使得中国成为了这些国家最主要的顺差来源国家，伴随着中国经济的二次转轨以及产业升级，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的又一高潮已经开始，中国对原材料的引进会进一步增加；另一方面，在为欧美国家大量低价提供消费品的同时，发展中国家也从中国得到了质优价廉的机电产品。这样的一“低”一“高”，使得“剪刀差”因为中国制造而大幅的缩小了，这就使得中国对外战略在发展中国家方向获得了突破口。以这个角度说，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这一轮战略合作的基础相对而言更多的是立足于“利”而非“义”，在笔者看来这其中的的确确缺失了一种理想主义色彩的东西，然而必须承认，这轮合作的基础是非常可靠和牢固的——“义”的对象往往是对于某一特定的领导人或政党，而“利”则是面向一个国家，而对内部稳定性不好的国家而言这点尤其重要。
而同时，中国与各第三世界国家的交往中，仍然在道义层面做了很多工作。在南海主权争端仍未明确的情况下，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中，中国政府坚守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而中国的政治影响重返东南亚，正是依此为契机实现的，几个东南亚国家的华人地位，在此之后也有了大幅的提升，这以后，在印尼海啸后中国政府与民间对印尼的援助，同样也是道义层面的工作。而在同一时期，日本政府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非常短视的采取了以邻为壑的政策，宣布日元大幅贬值。中日两国当时截然不同表现，则为日后中国在整合东盟经济问题上胜于日本埋下了伏笔。
从现在看，中国与亚、非、拉美国家的战略合作体系还处于一个积累阶段。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两方最初的合作都是基于原材料贸易之上的，这并不是一个可以永久、稳定存在的平台——原材料价格必然会有波动，中国的工业品价格迟早也会提升。从发展中国家角度讲，这种贸易虽然改善了收支状况，但其内部机制上的“死循环”仍旧存在。
而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进一步的合作现在也已经展开，中国领导人外事访问中的一个重点就是建立“总体经贸合作”，中国已经开始向这些国家整体输出初级的工业体系——如，以80亿美元承包了印尼全国的电力设施改造工程，在巴基斯坦援建港口……等等。和过去的无偿援建项目不同，这些工程的实际意义远要大于象征意义。中国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有能力去承建这些项目，同时上文中也提到过——中国已经建立起了一套低成本的工业体系，那么前面提及的发达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在中国这里就可能不再是问题，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把发展中国家比作是矿石，对其进行工业体系输出的国家则是冶炼厂，那么对比发达国家，中国这座“冶炼厂”对“矿石”的品相要求要低得多——这就使得多数发展中国家通过和中国的合作完善自身的基础设施，乃至建立自己的初级工业体系都具备了可操作性，可以说中国在这一方面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合作看见是非常大的。而以此延长产业链，扩大经济发展中的受益人群，则是这些国家走出“死循环”的根本途径。
从中国的角度讲，拥有一个稳定的具备一定实力的合作者要比与处于崩溃边缘的国家合作更为有利也更容易操作，而现在我们所做的这种工作，则就是在“授人以渔”，是在向“双赢”的方向去努力。从长远来讲，由于环境和资源的压力，未来中国的某些劳动密集型产业也会有向外转移的一天，就业问题的应该随着工业化的深化，转而由第三产业、由服务业来解决。而现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基础设施，使他们走出“死循环”，这些则是为未来低端产业的转移提前铺路。此外，在未来中国应该以贷款为突破口，使人民币能在中国的控制之下逐步的成为这些区域流通货币——通涨对债务人有利，通缩对债主有利，当中国同时具备这两种身份是，至少，当中国外储货币汇率发生波动时，中国的利益损益可以平衡，起到稳定金融体系的作用。而日本对华贷款，也正是采取了以日元结算的方式，客观上也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再回到现实中来，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已经开始让中国在原材料特别是能源领域开始受益。之前中国原有进口中约九成是通过市场购买，目前中国海外石油开采量已达1900万吨，其中份额油约占900万吨。中石油项目分布在四大洲的12个国家，业务范围包括油气勘探开发、生产销售、炼油化工及成品油销售等领域，而预计到2010年，中国与非洲的能源合作将使中国每年得到5000万顿的份额油——所谓“份额油”：即中国在当地的石油建设项目中参股或投资，每年从该项目的石油产量中分取一定的份额，其价格通常不过每桶十几美元（美国的原有进口中份额油占40％，价格仅为个位数）。原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长周凤起于今年7月27日在沪接受上海东方早报记者专访时透露，“目前中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已确定将主要以份额油为主”，而这将强化中国对原油期货炒作产生的价格波动的抵御能力。

变则通

从历史角度说，现在中国所扮演的实际是一名“追赶者”的角色，而在上世纪的后五十余年中，与中国同处东亚的日本也曾扮演这个角色，而其发展历程中的很多历史片断又和我们存在着太多的相似之处，因此我们很有必要认真的去回顾、审视那段历史——历史没有“如果”，但未来有。
二战刚结束时日本所留下的是一片狼藉，尽管不像现在某些论调所说的那样“已经一穷二白”，但当时的日本的确是持续了一段很长时间的经济萧条，自甲午战争开始形成的殖民地经济体系中，原材料与农产品等供应的来源地随着战败已经被剥离，日本的经济体系实际已经崩溃。美国当时曾有把日本改造成一个农业国的计划，果真如此的话，今天的日本经济模式或许会更接近于新西兰或澳大利亚。但是，历史往往不会随着我们的愿望而转变——冷战开始了。
从道奇路线出发，由朝鲜战争诱导的日本经济复苏使得日本很快摆脱了战后初期的萧条，到1956年，“神武景气”开始正式启动日本战后经济腾飞的脚步。从1956年到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之前，日本经济以年均9.8%的速度连续19年高速增长。1955年日本GDP为美国的6%，西德56%，到1966年日本超过了英国，1967年超过法国，1968年超过德国——从那时至今日本一直稳居于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位置。不仅仅是经济总量在增长，在劳动生产率上，1951到1979法国与西德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是4.5%，美国是3.2%，而日本高达8.9%。由于上世纪6、70年代美元危机最终导致了美国的一轮战略收缩，依此为契机，日本实现了对美国的贸易平衡，进而在80年代彻底在美国本土击跨美国的家电业，正式对美国建立起了出口优势。到1986年日本泡沫经济开始前，日本在家电、汽车和半导体生产领域都在世界市场上获得了有利地位，当时日本的GDP占世界总额的15.3%，相当于美国的一半，超过了欧洲第一、第二经济大国——德国与法国的总和。至1983年，日本在当时决定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的159项技术领域中同时领先于美国和欧洲的有39项，与美国相当有38项，而同时落后于美国与西欧的技术仅为19项。由于进入日本市场的非关税壁垒高，日本在80年代之前仅用15亿美圆就获得了如果自行重头研究需要花费1500-1800亿美元的技术。对内，日本建立了被称为发展“三神器”的终身雇佣、年功序列与企业工会制度（不少日本人因此认为日本所搞的实际是计划经济）；对外，日本借助自身在冷战格局下的地缘价值，在美国默许下与东南亚国家建立了著名的“大雁序列”产业阵列，依此实现本国产业升级后的低端产业分工、转移。1986年前后，日本开始利用日元升值的机会大举向海外扩张，在之后的短短数年时间中就成为了世界外汇储备第一大国和世界海外资产第一大国（至今，日本海外资产额仍超过了美、英、德、法四国海外资产的总和）。
90年代初，日本财团与跨国公司，靠着不可一世的日本制造横扫世界。一些资料显示，世界十大银行中八家是日本银行（前三位均为日本银行），世界五百强企业中日本占了244家，比如住友、三菱、丰田、松下、索尼、全日空、新日铁、新干线都是世人皆知。从尖端的特种钢、特种材料、半导体、大型电子计算机到传统的汽车、轮船、钢铁、电子产品、精密化工产品，到处都是日本制造的天下。超越美国对于当时的日本而言确实是一个可望亦可及的目标，这也难怪石原慎太郎会写出一本《日本可以说不》。
美国乃至整个西方舆论一片哗然时，他们把日本再崛起看作是“第二次珍珠港”——美国国会议员被日本人逼得开始鼓吹民族主义（那段事情西方的影视作品中日本人的形象并不是很好），称日本是“可耻的剽窃者”（有意思的狄更斯也曾这样称呼美国人，后来韩国和台湾地区也曾得到过这个称号，现在它则属于中国），提倡“爱美国就要买美国货”，甚至还当着电视新闻记者面当众砸毁日本汽车以示决心（对此今天的我们可能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日、美贸易争端一度达到白热化，而在此之后的最终产物则是我们所熟悉的《广场协议》。
《广场协议》可以看作是日本经济对美国由胜转败的一个标志，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直接原因，但是如果将《广场协议》以及这背后美国对日本非正常的政治影响视作是唯一的原因，那最终归结出来的只能是美国人的一个“阴谋”或是“阳谋”，而事实果真的如此简单吗？
美国人的反击恐怕需要追述到1986年前后。上世纪80年代初，美国政府对IBM与AT&T的分拆与限制垄断措施出人意料的出台，美国IT领域一下子就进入了群雄争霸的格局，在激烈的竞争中，苹果率先在个人电脑领域打破了IBM在PC领域的独霸地位，到1981年苹果电脑就已经占领了美国个人 PC75%的份额。1981年Intel推出了面向IBM的80286芯片，到了1986年Intel独立向市场推出了386芯片，芯片时代开始了。而此同时，同为遏止苹果为IBM扶持的微软公司逐步与Intel结成了著名的Wintel体制……。随着克林顿展开“信息高速公路”以及“新技术革命”，新经济时代到来了。而日本人对此的反映则显得非常迟钝——直到1991年世界范围PC保有量开始爆发性增长，日本还没有可以彼此兼容的电脑系统，日本公司还在以大型机为主导方向……当日本开始追赶时，围绕着信息产业美国已经建立了全球分工体系，亚太地区四小龙成为了美国信息技术产业的“二传手”与其实现了全球范围的产业分工作合作，而不再是仅仅依赖日本技术与市场的“小雁”，这样的影响进而逐步扩散到了东南亚与中国大陆地区，最终从根本上动摇了日本制造的外援基础。历史有时的确存在这相似之处，日本经历了“第二次珍珠港”，而1986年至1991年则是他的“第二次中途岛”，而其失败根源仍旧在于：日本人对于新变化缺乏敏感性。假如当时日本紧紧的跟上了美国的步伐，那么后来日元升值反倒会随着产业升级进一步强化日本的竞争力，如果那样，后来的东亚格局将是什么样则未尝可知……。
。一直以来，日本已经西欧在产业体系上赶超美国的一个“诀窍”在于：将绝大多数资源投入到可以立竿见影的应用型技术的开发上。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忽视了源发型技术的发展，而“新技术革命”恰恰基于后者——美国新经济模式不是传统产业的量变，也不是靠某种技术或某个领域的一个优势来确立的，这是以一系列颠覆性或者是推倒重来的方式来构筑一个新的高端平台，再以这个平台来实现全球产业的分工。不光是硬件问题，从“软件”上说，这样的颠覆性，对于以“三神器”制度为组织基础的日本制造的致命性在于，当超越一种旧有模式的时候这样的模式也许已经落后，甚至在刚开始超越的时候，被超越的楷模就已经在被淘汰。就是这样，日本在新技术领域特别是消费电子领域，先后被美国、台湾地区与韩国超越，而日本公司并不是去适应潮流而是试图以自己曾经的优势去改变市场与世界，结果可想而知。三星赶超了索尼，台湾的内存超越了日本。软件领域有印度，而硬件领域中国也紧紧的逼了上来……
大国的崛起基于建设而非破坏，即使第二天清早起来我们发现美国真的崩溃了，那么如果没有足够的实力中国仍旧无法建立其稳定的世界架构，那样的话，混乱对我们而言反倒会成为一种威胁。而所谓“建设”，不单指经济，而是包含一个国家软、硬件的所有方面，对于一个成功的追赶者而言，这必然包括两个方面：在传统领域的追赶以及在新兴领域主动的突破与创新——“凡战者，以奇胜，以正合”，兵家如此，其他领域其实也莫不如此。历史上，德国工业赶超英国是在化工领域，而并非研制出了更好的蒸汽机，美国赶超德国则是基于内燃机的发展，至于精细工业方面至今德国的地位仍是无法憾动的。
事实上，在很多领域中国现在走的也都是“以奇胜，以正和”的路数：国防领域，一方面在追赶式的发展航母、核潜艇、四代战斗机，另一方面在开发弹道导弹对海打击体系，搞反卫星武器；扩大到产业升级方面，2006年国务院确定了未来15年力争取得突破的16个重大科技专项，具体包括：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础软件，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技术及成套工艺，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技术，大型油气田及煤层气开发，大型先进压水堆及高温气冷堆核电站，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新药创制，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大型飞机，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载人航天与探月工程——从项目构成分布来看同样可以分作传统领域追赶以及在新兴领域的突破、创新两部分，而显然后者所占比例还要更大一些。
而我们把目光再次转移到美国身上时，会发现近一段时期，美国关于生物燃料、新能源的报道不断高调出现，我们有理由怀疑：这是否会是美国又一轮颠覆旧模式的“新经济浪潮”的开始？石油是成熟的现代工业体系正常运转的基础，而不断攀升的油价以及环保的压力都确实使得拆毁这一旧模式有了充分的“理由”，面对新一轮“推倒重来”的经济或者说能源“革命”，美国对比欧盟国家和日本在实力上保持着优势，而后者正在进入到后工业时代，面对成熟的工业体系，积重难返之下也许会像上世纪90年代那样被美国远远的甩在后面——面对这种“颠覆”式的变局，曾经的优势也许反倒会变成包袱。
当然，这仅仅是一个假设，毕竟这个世界上预测明天要发生什么远要难于预测一千年后要发生什么，那么假如确实发生了，国际大环境必然随之发生前面不曾预料的变化，那是否就是说中国的崛起会随之存在遍数呢？不会，中国再次崛起的关键只能在于自身建设，在于同时把握正、奇之道：如果按照前面的方向发展，那么美国的优势在于实力，而中国的优势在于成本——我们的工业化刚算完成初级阶段，因而也就不存在所谓“积重难返”的问题……
再进一步的说，历史上几次成功的大国崛起，都是建立于制度或者说是经济运行体系的创新之上的，荷兰人最先创造了股份公司，而英国则进一步的在政治上建立了议会制度；法国的理想主义——即“自由、平等、博爱”——随着拿破仑的失败最终没有在欧洲大陆立足，而后来崛起的美国，在政治制度上则可看作是英法两种模式的综合产物……任何一个国家的特性都是不可复制的，此外，一个大国要想获得其他国家的承认，就必然要提出一个较之以往更能为他人所接收的理念，那么，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在建立架构的过程中任何“简单的照搬”行为，其结果都可能是灾难性。
总之，中国的“大国之路”走到今天，还远远没有可能像作火车卧铺那样——躺下来睡一觉醒来就能到站，某种程度上说，现在经济的这种高速发展态势很多国家在崛起的过程中都曾或长或短的出现过，这并不能成为我们盲目乐观的理由。今后的每一步都还需要认真塌实的去走，但是，只要不往回走，只要不半途而废，只要每一步的决策都不出严重失误，那么这条路就是必然可以走通的。